祖国,母亲
我的家在北京市，一九六一年以前我家七口人。正当我们兄妹五人欢度幸福童年时，我们的父母于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相继去世了，当时留下了我们兄妹五个，最大的我才十五岁，最小的同义才三岁，其他三个均在十岁以下。父母的突然逝世对我们来说，真似天塌下来一样，感到世界上最悲惨的命运和灾难临头了。这倘若是在旧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确如此，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当我们的哭声刚刚起来时就被包围在街坊邻居阿姨叔叔的爱抚之中了。党和政府给我们作了周到的安排，国家供给我们一切生活、学习费用。街道里弄干部、同院的叔叔阿从经常到我们家间寒问暖，衣服破了有人补，刮风下雨有人给我们关门窗，同院的十四户人家有三十多个兄弟姐妹，家家教育自己子女，帮助爱护我们，热心的老师和同学帮助我们学习。
冬天到了，大婶买来布和棉花，领着我们到服务站做新棉衣，服务站阿姨一听说我们五个是孤儿，便连夜赶做忙个不停，有的剪，有的缝，做好五套棉衣分文未收。我们含着热泪捧着崭新的棉衣，个个笑在脸上，暖在心窝。春节到了，街道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都把年货送上门扩并帮助我们打扫房子、粉刷墙壁，剪窗花，包饺子，炒菜，使我们快快活活的过年。记得有一年，一位素不相识的理发师傅，特地赶来给我们理发，一进门就亲切地说:“孩子们，我为你们干不了什么，就给你们理个发吧！”
当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的《人民日报》介绍了我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后，慰问信从祖国四面八方飞来，许多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少先队员，他们寄来钱、衣服、鞋袜和书籍，有的不留姓名，只写“中国”、“北京”、“你的同志”“兄妹”等，还收到港澳同胞和世界各地的信件和东西。有一位外国女朋友来信说:“知道你们孤儿的幸福生活情况后，很是激动，在这里我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在街上拾垃圾、擦皮鞋，但你们却能这样的生活和学习，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和自豪。”我的小妹同贺十六岁时，党送她到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学习法语。一位法国教师见到同贺这么小的年纪就能上大学，总以为她是一个富有人家的子女，当这位法国朋友知道她是一位失去父母多年的孤儿时，非常诧异，情不自禁地连声称赞说:“真了不起，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