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祖国
我是建筑行业的一个起重工人，在建筑工地上滚了几十年。每当我迎着朝霞，登上高高的塔吊，环顾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建筑工人的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社会主义祖国到处都留下了建筑工人的足迹。一九五七年，我们施工队伍，来到了内蒙古包头附近一个叫三圣公的地方，打响了在黄河上架大桥的战斗。那个地方，老天爷一年难得下几次雨，地皮干燥得都裂开了。有一天，我们机组里竟有三个同志的鼻子淌了血。大家吃的是小米、杂粮，喝的是含泥量达百分之二十的黄河水，夜宿在咆哮不息的黄河边上，可是同志们谁也没有皱过一次眉头。打桥墩桩时，正值黄河冰封季节，十轮卡车在河面上“突突”地奔驰，我们用炸药炸开了冰层，把一根根三十多米长是钢桩插进了冰窟里。沉积了数千年的黄河河底，坚硬如石，为了加快进度，桩机日夜不停地轰鸣着。深夜，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十多度，口罩里的热气往上一冒，眼眉毛都结起了冰疙瘩。十六、七米高的桩架上，狂风呼啸，人稍微多站些时候，就浑身麻木了。机组的同志们只得轮流上桩架，每隔一刻钟下来烤一次火。可是，大伙儿心里热呼呼的，硬是把二百多根桩打进了黄河底。在黄河上架桥——这个河套地区人民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夙愿终于在祖国第十个国庆节前夕实现了。我们还没有赶上通车典礼，就打起背包奔赴新的战场。
随着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大型构件、设备的吊装越来越多。领导上安排我改行，当起重工。我和同志们一起，又先后参加了彭浦机器厂、上钢一厂三转炉车间、江南造船厂船体车间的工程建设。在上海市中心，我们用一次起吊的办法，把重二百八十五吨、比两个国际饭店还高的电视塔矗立起来。一九七三年，上海体育馆兴建了。体育馆的屋顶网架是由一万二千根钢管焊接而成的，总面积一万二千多平方米，高六米，重六百吨。我们采取了网架地面拼镶、整体提升、高空旋转就位的新技术。这座庞然大物提升时，垂直偏差不能超过三厘米，高空旋转就位时要保持平衡。这在国内外建筑史上是罕见的。我还和其他同志一起到过加纳，参加了加纳第一座大型纺织厂的建设。到过坦桑尼亚，帮助非洲弟兄建造了桑给巴尔最大的体一育场。当飞机穿过马六甲海峡，在阿拉伯海上空飞行时，我心潮翻腾……
旧社会，我出生在一个“打桩工”的贫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