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5)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以及有关这条道路的理论的初步阐明，是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反对本本主义》文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深刻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坚持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远的战略眼光，提出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思想，从而为中国革命指明正确的道路。尽管革命的发展还会遇到挫折，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最终走向胜利的。
三、王明“左”倾错误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
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成立了实施这个计划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9月下旬，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全会前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开始得到纠正，全党工作开始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可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事情陡然间发生了变化。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使中央难以正常工作。
王明还散发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夸大中国革命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些主张，实际上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由于王明等人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气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论装饰，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王明为什么能够上台?原因在于八七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的清理。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当王明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全力支持时，许多人便失去识别和抵制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