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2)
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如何对待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依据。对马列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坚持这种迷误被认为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对这种迷误持怀疑态度者则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反对。这时，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滋长。加上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没有能够顺利发展，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得到纠正，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家能够受到信用而得势横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10月上旬至下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会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