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乡村教育成功案例：只追求分数会制造失败者

幼儿园用废弃材料制作玩具，把几张草席拼起来，就成了训练孩子们“团队合作”的道具。

　　河楼乡中心学校幼儿园把锅碗瓢盆挂起来，就成了孩子们喜欢敲打的“编钟”。

思依镇小学的孩子们为“赛车”作准备，以吹好的气球作为前进的动力。

乡村教育发现

让乡村学校朴素而体面地活着

编者按

4月，《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审议通过，让很多人高呼，乡村教育的春天真的来了。乡村学校日益萧条是客观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中央提出的“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除了顶层设计的各项战略举措之外，还需要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符合乡村学校实际的有效措施。

最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赴四川、甘肃、福建等地，探访了一些因为地方政策措施得力而生机勃勃的乡村学校。这些学校所呈现的面貌以及所取得的教育效果，不仅让我们看到乡村学校能够办好，可以做到美丽且富有活力；而且让我们看到教育对于乡村的价值所在，不仅仅是考大学进城这一个功能。

本版将连续刊发记者深入山区、农村采访发回的报道，希望这些学校的办学探索能给更多地方、更多学校以启发。

希望从这个春天开始，越来越多的乡村学校焕发生机。

乡村教育要有乡村的气息、味道，要培养孩子们对农村的感情

在农村学校，如果再用穿草鞋还是穿皮鞋来激励学生拼高考，已经不灵了

乡村学校要留住老师，必须改善学校条件

乡村教育要有乡村的气息、味道，要培养孩子们对农村的感情

这所有72名学生、21位教师、9个年级的学校，不同于印象中的某些乡村学校，它毫无破败的迹象，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充满生机。就在中央深化改革小组审议通过《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当天，记者在下午4点多钟来到这所被群山环绕的学校，见到一群10岁左右的孩子正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下棋、刺绣、练书法，或者把卫生纸蘸水做成纸浆、染上各种颜色画画。这是他们每天一小时的社团活动时间。

52岁的廖由荣在这里已做了7年校长，“我们没有自卑感，只有责任感。”他翘着腿坐在一条学生的板凳上说，“小学校要做精致的教育，想办法让学生成长得更丰满”。他身后的墙壁上，贴着一张纸，显示着谁是上周的文明之星、智慧之星和进步之星，表明分数不是他们唯一的追求。

这里是四川阆中市(县级市)云台中心学校，它践行的是该市教育和科学技术局(下称市教育局)力推的理念：做朴素而幸福的教育。在这里，不需要“跑局钱进”，根据阆中市的政策：300人以下规模的学校按300人拨付公用经费，只有72名学生的廖校长每年有20万元可以自主支配。

师生的学习生活条件逐步得以改善：譬如阆中市及时落实中央政策，给每位农村教师每月补助400～600元；新建或维修师生宿舍、引进天然气取代煤球、把旱厕全部改成水厕，等等。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云台中心学校，朴素而体面地活着，是阆中市乡村学校这些年来变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每所农村学校都应有块种植基地

乡村教育要有乡村的气息、味道，要培养孩子们对农村的感情

当越来越多的农民远离他们曾经安身立命的土地后，阆中的学校却领着孩子们走了进去。

4年前，成都武侯实验学校校长李镇西在参观了阆中的几所学校后，写文章称赞“在这里看到了真教育，是真正的平民教育”，阆中的学校让他想到了“当年陶行知所倡导的劳动教育，想到了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校园里开辟的苗圃和麦地”。

大约10年前，市教育局局长汤勇站在天宫中心学校古色古香的门口，看着眼前一片撂荒的土地，对校长说：能不能与农民联系，租用他们的土地来种菜？ “乡村教育要有乡村的气息、味道，要培养孩子们对农村的感情。”他说。

此后，天宫中心学校的学生多了一个课堂：近50亩菜地。学校还养了十几头猪，有蘑菇房、豆芽房和小鱼塘，食堂可以从中获得放心的新鲜食材，还能为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免费提供午餐。师生们把养猪种菜的心得总结成“三字经”，打着快板传唱；把播种、挖地、锄草、擦汗等动作编成“劳动操”。

市教育局把农村学校的校长们请到天宫中心学校，召开现场会，提出要求：有条件的学校都要建劳动基地。他们租用了150多亩土地，其中大部分已被农民荒弃，长满杂草，所以租金不高，10亩地一年不到2000元。有一些菜地纯属人工造田，譬如把废弃学校的操场改造成菜地，或者利用废旧花盆、塑料储物筐种菜。彭城中心学校把修操场挖出的土，堆在教学楼边上的一块荒地上，就有了3亩菜地。

目前，这样的种植养殖基地在阆中市的学校共有34个，它们成了学校最受师生欢迎的场所之一。天宫中心学校八年级的梁滢同学在作文中写道：“我们每周都会充满期待地等待星期二的第七节课，因为我们就可以去做‘农民’，轮流在自家的‘开心农场’里上一堂动手又动脑的课。那是我们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刻。”

有基地撑腰，劳技课扬眉吐气。57岁的冯明华是盘马中心学校的劳技教师，工作36年了，他咧嘴笑着说：“如果没有那块菜地，我的地位就下降了，劳动课不好上。”菜地位于学校的运动场和一条清澈的小河之间，大约10亩，许多农民的孩子是在这里首先认识蚕豆苗的，他们还喜欢把从菜叶上捉到的虫子放进玻璃瓶里。一些村民也慕名前来，向老师们讨教大棚种植、黄瓜吊藤、滴灌使用等技术。

未来某一天，阆中的师生们用过的农具有可能在一个名叫“天宫中心学校农耕文化教育体验园”的地方出现。那是一栋回字形的简易建筑，占地约10亩，屋顶盖着厚厚的茅草，里面的96个房间分别陈列着全市96所学校的师生搜罗来的1.6万多件“文物”，包括水车、犁头、蓑衣、油灯、轿子、织布机、粮票等，浓缩了当地乡村社会上百年来的变迁。

体验园的创意出自汤勇，他认为，在农耕文明日益衰落的时代，留住农耕智慧、农耕文化和农耕情怀，既是教育的阵地和责任，也是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记者到访的那一天，看到工人们正在安装印刻在木板上的楹联，其中一副由河溪中学刁胜智老师撰写：“一块腊肉半杯烧酒浅斟慢饮邀北斗；万顷良田千秋老业精耕细作卧南山。”另一副出自木兰乡中心学校陈永灵老师之手：“欲知巴蜀男耕女织农家事，且看天宫春种秋收稼穑园。”

乡村教育只追求分数，会制造许多失败者

避免学生辍学的一大法宝就是“把音体美活动作为重点”

许多地方的农村学校一味要求孩子们埋头苦读，校园活动乏善可陈，表面上看是被资源所限，实际是为落后的教育观念所禁锢。乡村教育的当务之急并不是提高学生分数，而是要考虑如何提升学校的吸引力，帮助学生们从糟糕的成绩体验之外获得信心与快乐。阆中的农村学校，眼里盯的不再只是分数，而要追求快乐、幸福的学习生活。

“像我们柏垭中学这类地处农村的高中学校，如果再沿用以前的老办法，用穿草鞋还是穿皮鞋来激励学生们拼高考，已经不灵了。”柏垭中学校长戚绍勇说。

随着高中布局调整及农村中学招生计划缩减，这所乡镇中学昔日的高考辉煌已不再，从初中升入这所学校，意味着大部分学生与高校无缘——去年，180多名毕业生，只有10人考上三本以上的学校。阆中市共有8所类似的农村中学，每年毕业生有1000多人，市教育局估算，有望考上三本以上的学生最多110人。“农村中学生源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如果学校只为了这100多人而努力，却忽视大多数学生，那就走偏了。”市教育局副局长张平说，他曾是柏垭中学校长。

2015年1月4日，市教育局在柏垭中学召开全市推进教育内涵发展的会议，提出不再给各高中学校下达高考指标，而是重点从教育质量、校园文化、书香校园、课堂改革、课程研发、社团活动6个方面来评价学校办学，其中高考成绩在农村中学只占20%的权重。

汤勇在讲话中直言批评当下教育：“以争第一制造了多少教育的失败者，以反复考练泯灭了多少学生的创造力，以分数至上压抑了多少学生的个性发展，以片面追求升学率让多少教师、校长苦不堪言。”

柏垭中学向同行们展示了学校的20多个社团。一名摔断过门牙的女生，因怕遭耻笑，曾不敢与人说话，但想挑战自己，报名参加了“导游社”。学校食堂有一个舞台，每天午饭时，会有10分钟左右的节目表演，由各班轮流组织。一名高三男生在那里展示了他的魔术水平，一举成名，他的身影后来多次出现在当地的婚宴和舞台上。导游社的那名女生也与同学们在这个舞台上，跳过两次舞。她笑着对记者说：“我敢和您说话，是以前不敢想的。”

让每个孩子至少参加一个社团活动，每天活动一小时，是市教育局对全市学校的要求，最终成了一种“标配”。有的校长曾以师资不足为由搪塞推诿，被汤勇黑着脸训了一顿。“要让孩子们觉得学校有趣，能够找到伙伴、自信和尊严。”汤勇说，“如果只为了分数，教育会制造很多失败者。”

张平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印象最深的往往不是老师上的课，而是活动”。他说：“那时候得知学校要组织活动，会兴奋得3天都睡不着。”但很多人成为校长后，很难再想起自己做学生时的感受。

缺少专业对口的老师是乡村学校要长期面对的困难。尽管这10年来，阆中市教育局向农村补充了2000多名大学毕业生，几乎占到了全市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但每一个老师还得身兼数职。“要等到有对口的专业教师才搞社团活动，那是不可能的。”汤勇说，没有条件也要上。正如市教育局在一份材料中总结的：辅导老师不专业没关系，师生一起学；设备不理想没关系，有课程有师生就有快乐；没有固定功能室也没关系，食堂、教室也能一室多用。”

思依镇小学是记者在当地见过的规模最大的农村学校，有1100多名学生，20多个社团。这所学校鼓励老师们外出学习“特长”，但要学会才能报销费用。它重视开展科技活动，要求每位老师每年都要交一件科技作品。科学教师的带头人名叫何华清，49岁，原来是教数学的。他利用网络和外出培训的机会学习，领着娃娃们就地取材，利用饮料瓶、酸奶盒、吸管等搞发明创造，4年来，在大大小小的科技创新大赛中拿到了50多个奖项，一名五年级学生设计的“鱼鳞清除器”还获得了省科技创新大赛的三等奖。

这所学校每年有持续一周的科技节，朴素好玩，比如：扔纸飞机比赛、在规定的时间内用扑克牌搭高架、“鸡蛋撞地球”——看谁能从二楼以上抛下生鸡蛋，不但不碎，而且能做到包装轻巧、设计美观、精准落地。

王兴强老师早年在村小工作时，避免学生辍学的一大法宝就是“把音体美活动作为重点”。他说，孩子和家长在乎升学，但也在乎快乐学习。他后来在河楼乡中心学校任音乐教师，自学过二胡、电子琴、架子鼓等乐器，“学生想学什么，他就教什么”。跟着他学习的孩子，“统考科目都能达到中上成绩，还有不少人走上了专业的音乐道路”。阆中市这些年来的高考成绩，也一直名列南充市前茅。

这些社团活动并不“高大上”，但学生们很喜欢。记者遇到了两位从广东东莞市、中山市转学回来的孩子，一个是天宫中心学校六年级的赵晓雪，另一个是小垭中心学校七年级的邓越芳，她们都毫不掩饰对农村学校的喜爱，用小邓同学的话说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好”。她们讨厌过去在城里那种“基本就是天天学习，除了做课间操，没有别的活动”的生活。

赵晓雪在东莞时曾迷上了网络游戏。现在，她学会了用纸杯做椅子、用纸做玫瑰花、用黄豆和毛线做鸭子，正在学习书法和播音主持。“我在学校天天笑嘻嘻的。”她说自己已经成功打消了父母让她去南充市区读书的想法。

用体面的生活环境留住乡村教师

“没有基本的物质条件，哪有教师的幸福可言呢”

阆中的乡村学校大都依山而建，地形狭长而起伏。在经过若干年的撤点并校之后，形成了以九年一贯制的中心学校为主体的格局，大多数学校的学生在400人上下。记者走访了30多所学校，它们有相似之处，但又会让来访者耳目一新，其中有许多教育局要求的“标配”，比如用学生们的彩色大头照拼成的“笑脸墙”，师生共同绘画而成的“门文化”，一栋保留下来的、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瓦白墙的单层建筑，以及随处可见的书架。

把图书从图书室“请”出来，走到学生身边，也是汤勇的意见。在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眼里，汤勇是一位不多见的有着书卷气的教育局局长。

汤勇觉得许多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师生们不读书。在汤勇的倡议下，开放式书架在走廊上、操场边、餐厅里、树荫下立了起来。彭城中心学校把一片大约300平方米的荒地改造成了花园式的读书角；垭口乡中心学校以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为中心，设立了圆形的读书园；河楼乡中心学校把教学楼一个露天的平台变成了透明的阳光书屋——书籍在这些学校几乎处处唾手可得，课间休息，学生也会拿起书来看一看。

也有校长害怕丢书，最初想应付，只等检查的时候才把书挪出来，整整齐齐地放在平时空荡荡的书架上，被汤勇批评“不讲良心”。实际上，书很少丢，一位校长说，“即便丢了，也不追究，只要学生拿去读，我觉得这不算偷”。

与书香校园相匹配的，是朴素而清爽的环境。汤勇认为做教育就是做文化，他要求师生们自己动手美化校园，他们的雕刻、绘画、书法、剪纸等作品是最好的装饰品。一些学校还有植物墙，挂着一排排雪碧瓶子，里面是学生们种的芹菜、杜鹃等植物。彭城中心学校曾经花了一万多元请广告公司做喷绘，被全市通报批评。

和阆中市区的一些学校比起来，乡下的学校更有韵味，更适合在其中闲庭信步。这不仅在于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还因为保留了乡村建筑特有的味道。

汤勇反对大拆大建，一批曾被列为危房的单层瓦房，避免了遭拆迁的命运，经加固、维修之后，以青瓦白墙示人，有的依然作为教室、有的成为师生宿舍、有的变成了“雅间”似的食堂。

头发灰白的李晓校长48岁，在乡村已工作20多年，目睹了许多教师的来来去去。“要留住他们，必须改善学校条件。”他说。

李晓担任校长的金城乡中心学校距离市区约47公里，地处两县交界处。近3年来，阆中市累计投入改造资金3413万元，59所薄弱学校受益，这是其中一所。

学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师生们开山辟地、烧砖烧瓦，没花政府的钱建起来的。2009年，从乐山师范学院毕业的郭武国以特岗教师的身份来到金城乡时，学校杂草丛生，遇下雨天得踩着石头、纸板才好走路，寝室因为常年漏雨，墙壁上长了青苔。郭武国曾产生过尽快离开的想法，但后来随着学校旧貌换新颜而打消了。

郭武国如今住的是重新做了防水防潮处理后的房子，不用再闻刺鼻的旱厕味儿。学校开辟了以梅兰竹菊命名的4个小园子，里面种植了乡政府赠送的树苗和花卉。“兰亭园”尤其惹人注目，有鱼池，可以垂钓，还有亭台——由原先两间堆放杂物的瓦房改造而成，内置沙发、电视和图书，校长还打算买一台咖啡机，在亭子旁边装上健身器材。

阆中市越来越多的乡村教师住上了周转房，近年来，教育局为31所农村学校建成教师周转房36269平方米，共875套。搬进35平方米左右、配有卫生间和厨房的套间后，“老师们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不少乡村教师在城里买了房子，但自从住进新房后，一些人都不愿意周末折腾回城了。

周转房里，有教育局免费统一配备的“四件套”：书桌、椅子、书柜和床。去年年初，汤勇走进构溪小学一位58岁的老教师房间，看到他把课桌当书桌，睡的是简易木板床，很心酸。“这是我的失职。”他后来对记者说，“老师们在用心做教育，我们没有做好保障。没有基本的物质条件，哪有教师的幸福可言呢？”他通过多方努力，争取到500多万元，给76所农村学校配置了2400多套“四件套”。

2013年，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等机构主办的“美丽乡村教育”评选中，阆中市教育局是获得优秀奖的四个教育局之一。此前，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先生来到阆中，在考察了十几所乡村学校后，他题赠阆中教育四个字“妙不可言”。当时杨老师也有疑惑，问汤勇：把学校建得这么好，你们是不是很有钱？

汤勇的回答是，我们不是很有钱，而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尽可能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譬如，近4年建了76所乡村幼儿园，其中70所都设在中心学校里，通过资源整合，利用和改造原有的建筑，只投入了2000多万元，要比全部新建同样规模的幼儿园少1亿多元。小垭中心学校用防护网替代围墙，每米的成本仅16元，一共花了2000多元，若建同样长度的围墙需要10万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