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词语及其词典编纂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作为社会生活晴雨表的汉语词汇，也以相应的速度与日俱增，词汇系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与变动。这种情况逐渐引起语文学界的注意，1984年，语言学界的老前辈吕叔湘先生就在《辞书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一文，并且号召编写这方面的词典。近十多年来，不少语言学者积极搜集新词语，从语言学和社会学等不同角度研究新词语的产生与发展规律、讨论新词语的变异与规范问题，而新词语词典的编纂在八十年代末初具雏形，到了九十年代己蔚为大观，至今出版了三十多部。
新词语是发生在我们身边日新月异的语言现象.与我们的生活、学习息息相关，新词语词典的编纂也应运而生:首先，它是语言自身发展的需要。词汇作为语言三要素之一，它不像语音和语法那样稳定，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既是运动，就会有促进语言发展的前进与阻碍语言发展的倒退，既是变化，就会有规范健康的进化与生造滥用的变异，因此，作为新词汇研究成果的词典，对语言的纯洁、健康、规范与否至关重要。其次，新词语词典的编纂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早在八十年代初，有学者就撰文论述:“生产的增长、科学的发展、社会的变革、文明的进步、整个时代脉搏的跳动都在语言的词汇中得到反映……只有新词词典可以反映时代的脉搏，及时记载新词新义。”改革开放，中国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就要有意识地提高国民自身素质，据变迁的社会生活及时收录新词语，不仅方便国人学习、查阅、应用，同时也大力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再次.新词语词典的编纂也是词典学自身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新词语词典的编纂已经成为词典编纂的一个重要分支，如何科学地选词立目，准确
纵观这十几年三十多部新词语词典的编纂，李建国先生有以下中肯的评价:“除少数是在研究的基础上精心选词、准确释义、认真取证外，相当多的只是广事搜罗、不加选择的拼合之作，有的甚至是陈陈相因地抄袭他人的冒牌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到底，主要是目前对新词语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尽管有从社会文化学方面来研究新词语产生的社会背景、映的社会特征与大众心态，有从纯语言学的语法、修辞、语用等方面来研究新词语的产生途径、构词规则、特点功能，但是，对于新词语的定义界说与规范标准则是众说纷纭，因而出现了同一个词在不同的研究文章里被人为地赋予双重身份，例如“的士”一词，在一些文章里被视为变异词提出来，指出要由“社会力量的约束”即行政干预对其加以规范，在另外一些文章里则作为符合汉民族思维习惯而为广大人民普遍接受的例证，让人看了不知谁是谁非。应该说，新词语是鲜活的正在实践着的语言现象，它对语言的冲击使得语法规则也处于动态的改进与完善之中，这种尚无定论的历时性变动势态，只能随着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作历时性的更深人研究，这就势必影响到以共时性姿态存在的词典编纂。J.卡萨雷斯(西班牙)说过:“词汇学是科学，而词典学是技艺。”就道出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赖的矛盾对立统一关系，应该说，词汇学是理论型科学，技艺即应用型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