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毕业论文：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5)
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仅就纯粹的形式而言而不看其具体内容，我国制定和推行的法治指数都是比较复杂的：有中央政府层面即国务院制定的，也有众多的地方政府制定的，而这又包括了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以及市州与区县政府制定的;有综合性全方位涉及方方面面的法治指数，也有仅仅涉及某一个行业和领域(比如工商、财政)的法治指数。这样繁杂的法治指数的出现及其推行，自然呈现出了“法治”的“多样性景观”，但这样的“多样性景观”所展现的如此鲜明的“地方”性色彩与“行业”性色彩，这种状况也多多少少显现出了比较浓烈的“法治割据”或者“法治竞赛”的味道。我们认为，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本该统一的法制与法治，如何能够确保法治指数或者法治评估体系的统一显然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重要问题。
总体而言，法治指数体系的设定和推行的目的在于促进法治建设，季卫东教授曾提出建立一套法治指数的意义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对不同社会体制和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第二，为改造权力结构提供更清晰的蓝图;第三，使法制建设的具体举措和绩效的评价趋于统一化。[27]55-56因此，法治指数体系的设计可能是针对国际层面上不同国家，也可能针对国家内部及其不同区域，但是促使法治建设的具体措施和绩效的评价趋于统一化是法治指数体系设计时必须坚持的目标。迄今为止，我国并无在全国层面的法治指数体系，国务院2004年颁布《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文简称《纲要》)和2010年颁布《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中更为侧重行政部门的法治建设考核，并且更多地像钱弘道教授所说的“指标”而非量化具体的“指数”体系。在这种背景下，地方的法治指数设计开始“百花齐放”，2008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在《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中将“法治政府”分解为12个大项，44个子项，225个细项，考评重点在行政机构的法治化。2006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与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联合设计的“法治余杭”量化评估体系将法治分解为9个大项，27个子项，77个细项，评估的重点并不仅仅限于行政机关的法治化，而是试图全面评估余杭区的法治状况。仔细比较两地的法治指数设计就能看出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存在于两地，其他地区和行业的法治指数设计也各有不同，尽显中国现实中的法治指数的“杂多”色彩。当然，中国法治指数的“杂多”和“统一”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国际上的法治指数也并非只有一套，而是有多种法治指数体系，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这种多元的法治指数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法治的“统一”。国际层面上多元的法治指数体系和我国国内的多种法治指数体系的不同之处在于法治指数的设计主体不同，国际上的法治指数的设计主体大多是联合国系统、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更多地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评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治状况。我国的法治指数体系的设计主体更多的是政府主导，大多属于一种“自我评估”。相比较而言，我国各级政府的“法治割据”式的法治指数设计和推行将更容易导致法治评估统一化的丧失。在缺乏全国性的独立的法治指数体系情况下，要强调在全国层面进行法治指数设计的重要性，从而尽可能避免地方性的“官方”法治指数变异为粉饰地方“非法治”的工具，从而阻碍整个国家的法制统一与法治完整。
(五)中国法治指数设计中的表象与实质
应该说，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实逐渐认识到了法治本身及其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因此不仅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国家战略，要求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而且还极其鲜明地提出了“依法执政”问题，中共十八大报告甚至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了真正的执政党的身份自我意识，其所提出的这些法治主张和要求，恰恰是对从自身60多年来执政经验和教训中获得的政治智慧的理论与实践表达。但是法治建设实践的进行不仅仅是靠“口号”的宣传，也不是靠政治人物的“作秀”，而是需要真切地将法治的精神贯穿和融入政府的一切运行过程中。但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在各级政府层面的法治指数热，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各级党政官员尤其是“一把手”们的“政治秀”，法治很不幸地成为了很多党政官员的“政治秀场”。而作为为法治的生长提供持续营养的中国社会，其实景中的法治成分与因素所居的分量如何?其在现行的法治指数中是否能够得到真实的反映?法治指数如何才能不致成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党政官员政治秀场中的“心理按摩”甚至“心理麻醉”的工具而成为中国社会法治发展的真正助推器?这些都是真实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