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完整调查：913事件林彪真相 林彪无罪(5)

四、解除关押后的经历

黄春光：1981年初，对我父亲公审结束后，中央就决定对他保外就医，安置在青岛。大约在4、5月份，中央专案组的人来找我谈话，说中央决定，安排我父亲去青岛，问我们谁去？我说：“4个孩子都去，全家团聚！”他们说：“那不行，规定最多只能安排两家。”当时，我就决定，我跟老三去。我是老大，照顾父亲那是理所当然的，老三在广西凤凰县的一个锰矿，那个矿到县城还有100多公里呢。老二和老四复员后回广州，条件相对好一点儿。就这样，决定我和老三去陪父亲。

实际上，自公审后，秦城的伙食标准就下降了。我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住进了公安部的复兴医院。1981年9月，我父亲是从复兴医院直接上的火车，在四弟和三弟媳的陪同下（当然，还有公安部的人员）到了青岛，住进了青岛台西医院。我因工作交接，大约是9月下旬到的青岛，在青岛无线电三厂任副厂长。当时，由组织出面安排，老三的爱人不用去单位上班，工资、奖金照发，专门在医院照顾我父亲。每天晚上，我和三弟轮流在医院照顾父亲，一周一换。我父亲的病房还比较大，是个里外套间，有卫生间，还给隔了个小厨房，配了煤气灶。每天下午，营养师到病房，给父亲看第二天的菜谱，由他自己点菜，饭菜由医院的食堂做。我们也可以在小厨房自己炖个鸡汤、煮个银耳汤，做些父亲想吃的东西。当时，父亲每个月的生活费是100元，包括交房租、交伙食费、订报纸、买水果等等，这是很紧张的。而我父亲以前的存款，在他生前一直没有解冻。我们三口之家，一个月也只有100多块。父亲生前一直想看彩电，实在是没有那么多钱去买，我只好把自己的17寸的黑白电视机给父亲看。现在想起来，我的心都酸。一年以后，我以父亲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反映100元的生活费太紧张。中央随后决定，给黄、吴、李、邱每个月增加100元的生活费。也就是说，每个月改为200元的生活费了。

1982年夏天，父亲尿血尿得很厉害，经检查，是肾结石。经过专家会诊，决定在9月份做手术。手术前，我跟医生说：“最好能在手术中检查一下我父亲的肝部情况。”我总担心父亲的肝脏，但手术时没有查出肝脏的问题。手术是由青岛最好的专家做的，术后恢复得也不错。然而，到了1983年春节前，父亲又出现了腹泻症状。在体检时发现，他已是肝癌晚期。医院是春节后才告诉我们的，说是为了让我们过好春节。父亲病重后，我们曾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信，要求换一个医疗水平更好的医院，要求送到北京或上海进行治疗。胡耀邦批示：“同意在青岛安排更好的医院。可让上海派两位专家来青岛会诊，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可以转到上海治疗。”随后，我父亲从青岛台西医院转到青岛人民医院。经过上海医生的会诊，发现我父亲的肿瘤发展很快，已经比较大了。医生担心，我父亲的身体无法承受飞机的颠簸，有可能造成肿瘤破裂，所以就没有转到上海治疗。从2月份发现，到4月26日我父亲去世，前后仅两个多月的时间。

父亲去世后，我们给他穿上了军装，戴上了红领章、红五星帽徽。开始，公安局的人还劝我们不要戴。我跟弟弟们说：“一个老红军走了，红领章、红帽徽是一个老红军的标志，看他们谁敢摘？！”本来，我们还想在父亲的遗体上覆盖一面军旗，但是跑遍了整个青岛市，都没有买到，就给父亲盖了一面红旗，公安部门也不再干预了。父亲的骨灰一直放在家里，我们为他布置了一个灵堂。1993年4月26日，我们才把父亲的骨灰送回老家湖北省咸宁市安放。2004年12月，我们正式为父亲下葬。

自父亲去世以后，我就想离开青岛，中间经历了很多曲折。直到1987年底，我给赵紫阳写信，解决我回京的问题。那时，赵刚当总书记不久。我之所以给赵写信，一方面是因为赵和我父亲在广州时很熟；另一方面，因为陶斯亮能帮我，亮亮的母亲曾志跟赵紫阳更熟。我让陶斯亮帮我转信，没过两天，陶斯亮就告诉我：“赵紫阳批了，很快就会有消息了。”这时候，我才知道林豆豆在郑州汽车制造厂的确切地址，刚好我当时在北京开会，开完会我就跑到郑州看她。那是“九一三”之后，我第一次见她。我跟她说：“我给赵紫阳写了信，要求调回北京，赵紫阳已经批了。你是不是也给赵紫阳写信，要求调回北京，让曾妈妈帮你转？”她说：“我跟曾妈妈不熟。”我说：“没关系。你去北京以后，叫路光带你去见曾妈妈。曾妈妈是非常好的人，对咱们这些孩子很爱护、很关心。而且，我去看曾妈妈时，曾妈妈还问起你的情况，她肯定会帮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