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多少年?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5)

2月17日，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22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于中央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机会杀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一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60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这样长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15年徒刑。

被冤枉的确实大多数是平民百姓。1970年十月，广州军区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朋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支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临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比北方枪毙张志新前割断喉管稍为文明一点。

安徽淮南市监狱，“十尺零六寸长□监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哭叫，随著是一排摄人魂儿的枪声……。”

由于“清队”、“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场运动，一个连著一个，江苏省只笼统公布了这三场运动中受迫害的人的总数：“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组织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

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在15至20万之间。

以上谈的仅是文革中的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间总死亡人数相当高，北京市因冤狱而死的即有9千8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有24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1万人，被逼疯、打残的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5百至1千人。譬如陕西安康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千3百人。”

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去台人员家属”中的冤、假、错冤多达10多万。”

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 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