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对慈禧的评价 后人对慈禧有什么评价(2)

阻碍维新变法

按照传统史学观，许多批评者谓，慈禧皇太后对于李鸿章等汉臣的重用，以及对于洋务运动的接受和推动，均乃出于维系清廷统治的现实需要，而非出于真心支持。还有人批评说，慈禧皇太后表面上虽让光绪皇帝于1894年起亲政，并容许皇帝及一班主张维新的臣僚在1898年实施变法，实际上对于政局的掌控及干涉却从未放松。终于，帝后两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一场帝党方面仓皇筹划的流产政变中爆发；皇太后大权在握，在守旧派亲贵朝臣以及近畿军权的支持下，顺势从皇帝手中收回政权，实际上等于后党政变成功。于是，史称百日维新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实验，尚未及实施，即戛然中止；嗣后朝政愈趋保守，对于当时中国的近代化革新造成强大的阻力。然而有很多最新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学论文指出，戊戌变法实际上是一次很不成熟的、过于急躁求成的、难以成功的政治改革。由于在极短的时间内改革幅度过大，激起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的激烈反对，甚至因此威胁到了清王朝统治，所以慈禧干涉新政，实际上是迫不得已的。

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不属于变法派的官员们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不过，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此一新发现，打破了以往对戊戌政变的解释，使得戊戌时期正反两方人物的历史评价，都有重新加以商榷讨论之必要。

辛丑和约之源

受到戊戌政变的影响，慈禧太后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开始排斥维新派，并因此利用端王载漪、刚毅等守旧亲贵，甚至考虑撤换光绪皇帝；载漪之子溥俊因而被立为大阿哥，实同储君，然因忌惮光绪皇帝为欧美日列强一致支持，不敢骤废。载漪为求其子早日登基，乃利用皇太后对“洋人”的嫉忌之心，极力离间帝后。顺此，朝中形势乃逐渐演变为非理性仇视“洋人”的守旧亲贵，结合保守的清流派，对抗主张务实的朝臣之局。在端王等当权亲贵的纵容，甚至暗助之下，以扶乩迷信加上民族主义起家的“义和拳”乃得以大举进入直隶、进迫北京，形成一股“逼宫”的形势。慈禧皇太后虽未必相信拳民“神力护体”之说，亦未必不能洞悉端王夺权的阴谋，但出于本身对于洋人反感的心理，认为“民气可用”；而且当时号称上百万的义和团民已经在北京附近大量聚集，慈禧太后担心镇压义和团会促使其矛头转而指向清王朝，亦未尝严令镇压拳民，终于酿成拳民大规模进入京畿，并且残杀“教民”、攻击外人、甚至杀死德国、日本外交官等人员等事故，引起八国联军干涉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