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心雕龙·神思》札记(2)

    刘腮在论述艺术思维的时候，非常强调感情在思维过程中的作用。鲁迅先生曾经深刻地指出过:研究是要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毛泽东同志雄视古今的伟大诗篇《送瘟神》的小序也给我们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道理。由于毛主席无比关怀人民，因此，对余江县消灭血吸虫一事产生了强烈的感情，以至“夜不能寐”。在这种强烈的感情迸放的情况下，因而“浮想联翩”。这是艺术思维规律的深刻概括，是艺术创作规

    律的总结。刘勰在总结古代作家的创作经验时，也认识了情感在艺术思维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神思方运”的时候，“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这里所说的“情”“意”都是指作家的情感。作家在观察客观现实的时候，必然产生强烈的感情。对于这一点，刘勰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在《体性》篇说“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知音》篇说，“缀文(指创作)者情动而辞发”；《物色》篇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都是指出作家在进行形象思维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文艺创作是以情感人的，在创作过程中感情可以说是形象的发酵剂。作家对自己所描绘的对象没有产生强烈的感情，就不可能产生丰富的联想，就不可能形成鲜明的艺术形象。如果像辛弃疾所说的“为赋新词强说愁”那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就不可能有鲜明生动、深刻感人的力量，而只能是苍白无力的“纸花”型的东西。刘勰强调指出“情满于山”、“意溢于海”、“情动而言形”等，正是认识了形象思维总是融合着强烈的感情这一特点。

    《申思》篇还涉及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关系问题。刘勰认为“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这里的“志气”不是指一般的情志气质，而是指构思时的意志、理智，也就是下边引文所说的“理”，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创作中的理念相近，属于理性的范畴。在进行艺术思维的时候，理念或者说创作中的指导思想是重要的，但是理性的东西不和形象结合就会干瘪无力。所以刘勰认为:

    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这里刘耙指出创作构思时两种偏向:抽象的理念的东西过多，就会使作品空洞贫乏，只有文辞形象而没有“理”来贯穿它，使之形成统一的整体，又会变成过滥，造成作品内容杂乱。这里的“郁”过去不少同志都把它解释为郁结的郁，当作“溺”的反义词。其实这里的“郁”和“溺”不是反义词，而是同义词，亦即“郁郁乎文哉”的“郁”。“理郁”就是观念、理性的东西过多。所以刘勰”认为“理郁”就会使作品显得枯燥贫乏。因此下文解决理性东西过多这一缺陷的办法就是需要“博见”，也就是说要广泛地接触现实，从中获得丰富的形象。但是只有文辞丰富，没有理念把丰富的文辞所描绘出来的形象贯穿起来，也还不能构成思想统一的作品。这样理解形象与理性的关系，就近乎于理解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了。这样的认识，在文学批评史上不能不说是卓见。

    由于时代以及刘勰。世界观的影响，他对于艺术思维与现实的关系的理解上，只是说到客观自然界的现实，而没有触及社会生活的现实，这当然限制了他对艺术思维更深刻的理解；另外，他对于形象思维的认识还不是系统的，而只是零星的片断的。这些都是他的局限，需要指出。当然，我们也不能以此苛求于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