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形象的陶冶和启发
文学作品要通过描写人，通过描写人的性格和人的命运来反映社会生活，通过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来陶冶和启发人的心灵。这就是“文学即人学”这一著名论断所包含的两层意思。
而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正是作品矛盾冲突和人物性格成长历史的一种表现形式。作家本人的思想激情和为了引人入胜加以精心设计的悬念，与之互为表里，合二而一。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以及细节描绘等多种艺术元素所组成的形象图画的激流，犹如水面上翻腾的波涛和浪花，而作品的主题和作家的激情，则为水面下汹涌的潜流。因此，悲欢离合的故事构架虽然渗透着作家的思想和匠心，但还不是编织社会生活图画的唯一手段，更不是社会生活图画的全部风貌。
故事情节是否安排得合乎事理，顺乎人情.取决于作家生活底子的厚薄，形象图画的典型意义与作家思想的深刻程度，关系至为密切。没有社会意义的“悲”和“离”，正与人工虚饰的“欢”“合”一样，是损害生活真实的。以刺激生理官能为目的的“惨”，正与制造庸俗赚头的“笑”相同，是损害艺术真实的。在这方面去作什么“比赛”和“竞争”，会使艺术创作走向歧途。那些格调不高的言悄小说，可谓极尽悲欢离合之能事了，那些役有什么社会意义的侦探小说，可谓善于制造悬念了，但由于不曾深刻地揭示社会真实，不曾塑造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尽管有的还可以轰动一时，却毕竟如过眼烟云，不会有什么艺术生命力的。鲁迅和张恨水之间的差别，是永远值得作家也值得读者记取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和“桃花扇底送南朝”，是一种类型，《秦妇吟》和《圆圆曲》，是另一种类型。前者偏重于爱情纠葛，后者偏重于历史教训。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地主阶级的政治偏见，这些艺术手腕十分高超的作品，对于历史运动规律的解释，却是历史唯心主义的。 以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为经线，便于生动地集中地概括和描绘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作家把自己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扰议和控诉，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和追求，熔铸进社会生活的生动画幅里。在其他中国古典文学为数众多的描写人世间悲欢离合的作品中，尤其是属于悲剧美学范畴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