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的经历(2)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读到“毕业即失业”，“救救孩子”，这样的话，觉得我们不能埋头读书，要关心社会问题。

    国民党政府教育当局规定，高中一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在放暑假前集中受军训。当时国民党军队二十五师驻在北平。师长关麟征担任学生军训总队总队长。副师长杜幸明担任副总队长。学生军训总队住在北城外的黄寺。军训实际上是对学生进行法西斯教育，要求学生服从“蒋委员长”。教官和讲演人一提到蒋委员长和总理(孙中山)，全场都要立正，有一次讲演人讲到“德国的总理希特勒”，全场听到“总理”，也都立正，成了笑话。训练中还进行反共教育。有一次从集训的学生中抓出来两个人，在大操场的讲演台上，硬说他们是共产党，他们又大声呼喊着否认。

    何应钦同日本外交官梅津在天津签订了《何梅协定》。《协定》中中国政府答应中央军、国民党的党部和特务撤出河北省，学生军训解散。关麟征还在全体学生队前痛哭流涕地说是日本人不让我们进行学生军训。其实是国民党的最高统帅部答应日本帝国主义者的。

    经过学生军训，我们对社会、时局有了一点看法，想做一点社会活动。李尚祀、郭一鸣、刘谋估、李振穆、郑记兰和我商议着在学校图书馆墙上办一个壁报，名叫《南北》。这是校方允许的。壁报在1935年下半年出过几期。我写过散文，把我的艺术摄影用上，我画报头图案，并排版装帧。主要撰稿人是李尚祀。

    1935年12月9日放学后，我听说北平几千大中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反对“华北自治”。我的弟弟冯灿武在艺文中学读书，当时才12岁，也随着同学参加了集会和游行。但我不知道师大附中有谁参加了集会和游行。12月10日中午，三五个同学在教室里休息，等着上下午的课，李德伦突然跑进教室，说:“你们还不知道!昨天学生们在天安门前集会，反对‘华北自治’，被军警用水龙、大刀、警棍打了。”他家里有英文的(北平日报》，是外侨办的，登载了“一二·九”运动的新闻。中文报纸都被“开天窗”了。大家一听李德伦的话，都嚷起来了，这个说:“军警打爱国学生，这还了得!”那个说:“华北自治不是让日本人占领华北吗?”有的说:“今天课后还要举行音乐会。国家危亡到这个地步，还举行什么音乐会!”有的说:“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大家要求学生自治会主席穆瑞春召集全班同学开会讨论。经过讨论，大家决定了一个办法。下午的课上完以后，按规定全校学生都应该到大礼堂去。我们全班同学故意去得晚一点，坐在一起成一个方阵。等校当局宣布音乐会开始，全班同学都起立，李尚祀站在椅子上讲话，支援全市学生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的集会和游行，抗议校方在这个时候举行音乐会，宣布我们全班拒绝参加这次音乐会。然后全班同学一齐退场。我们就这样捣乱了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