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的幸福感言
作为一名成功女性，你是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的？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分国别，它会被毫无悬念地扔在每一个成功女性头上。每当面对这个问题，杨澜的回答往往走向笼统，而无法拿自己说事，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杨澜确实不是问题。
在辛苦地奔波于家庭和职场两个阵地的双生涯女性群体中，杨澜绝对属于非常有福气的非典型性的那一种。杨澜和吴征夫妻两人的辛苦创业，为自己的家庭争取了更多的财务自由，从走入婚姻和家庭伊始，杨澜周边一个较完备的支持系统就已经形成：外力由司机、保姆等组成，内部由双方的父母和亲爱的丈夫保驾。当一双儿女出生，来自老人们无私而周全的援助，更是给予了杨澜忙碌事业的自由，不必担心孩子上学没人接送、不必担心孩子放学以后吃不上热饭、不必担心丈夫的埋怨，因为两个人没有谁比谁更忙。
生活大致平静，心中总有波澜，相较于如何平衡的这个话题，杨澜更愿意和女人们探讨的是如何减轻女人天生的内疚感，它来自于职业女性更深层的焦虑——身体的焦虑与情感的焦虑。
当杨澜在采访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时，这位权倾政界的女性道出了内心的疑惑：“作为女人，仿佛有一种天生的内疚感，因为你总是在想，是否花了足够的时间来陪孩子？”不过奥尔布赖特也认为，女性的确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神圣职责，并经常自问“是否尽力做了你该做的”。这一点，杨澜深有共鸣。
在她的记忆中，有一件事让她非常“内疚”，在女儿出生刚刚满百天的时候，由于需要在上海与北京间往返多次，参加“申奥”的活动，杨澜发现自己开始缺少奶水，最后不得不被迫给女儿提前断奶。在她看来，母乳喂养这份不能替代的工作被她给“搞砸了”，这成了她“不能弥补”的遗憾，对女儿的内疚久久不能释怀。除了对孩子的内疚，纠缠于工作的女性，那些烦琐又具体的压力遮蔽与分散的是正常的生理需求，这种被动的冷漠是对身边爱人的忽视和不尊重，渴望亲密，亲密却并不那么容易达成。
穿梭于东西方，杨澜发现这种焦虑在女性之中也是没有国别之分的。经过观察和了解，现代中国妈妈与美国妈妈相比，还是比较“有福”的一个群体。美国的妈妈们更加焦虑，中国孩子一岁半就可以被送到幼儿园，而美国小孩子四岁之前根本就送不出去，如果白天将孩子托管于他人，甚至会被怀疑虐待孩子。
众所周知，美国的小孩子们下午3点就放学了，对于8小时工作制的职场妈妈们来说，如何能够做到天天请假，去接孩子放学呢？她们面对着方方面面的压力，身边的一切都在暗示着她们“妈妈最好亲自去接孩子放学”“不可以不去参加家长会”，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样就使很多女性被迫放弃自己的工作。对比中国社会会发现，一方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下，老人们愿意帮忙承担起照顾小孩子的“使命”，另外保姆和家政也属于比较廉价，并且容易获得的社会服务，这一切对于美国的职业女性来说，堪称很难享受到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