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崛起而学习
我是一个傈僳族青年，一九七八年从祖国的西南边疆来到首都北京，进入中央民族学院数学系学习。每当我坐在洁净明亮的教学楼里，或是跨进书籍如山的图书馆，一种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情感便油然而生。
我的老家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上帕公社。这里是怒江河谷，位于海拔六千多米的高黎贡山和四千多米的碧罗雪山之间，怒江从中流过，水流湍急，不能通航。两岸往来全靠“溜索”。怒江河谷的田地绝大部分都是从很陡的坡地上开垦出来的，所以当地的老百姓素有“田地挂在墙壁上”的说法。多少世纪以来，我们民族的祖先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依靠弩箭猎取走兽飞禽，刀耕火种，以求生存。由于生产工具十分原始，加上大山阻隔，同祖国其他民族很少往来，因此，我们那儿的生活十分贫困。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傈僳族人民非常关心。为了帮助我们发展生产，改变落后面貌，国家拨出了大址的资金，帮助我们添置牲口、种子、农具，以及大量的生活用品，这对我们发展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此，傈僳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过去交通闭塞，运载货物只能靠驼子，奸商们乘机对我们剥削，有的地方一升米只能换一枚针。解放后，修筑了公路，通上了汽车，竹溜索、竹筏、独木舟等原始落后的交通工具，正在被现代化的交通工其所代替。现在县里有了广播站，公社里有了电报、电话，通讯联系的时间再也不是用月、日来计算，而是以分、秒来计算了。
和千千万万个傈僳人一样，我的父母也饱尝了旧社会的艰辛。解放后，党把我父亲送到财经学校学习，把我母亲送到云南民族学院学习。我父亲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我家一共九口人，父亲是县民族贸易公司经理，母亲在县里搞商业工作，大弟弟在州文工团，大妹妹从成都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州防疫站，小妹妹在县妇联，还有两个弟弟，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