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区“合适成年人”项目首招高校师生(2)

后，“合适成年人”和办案人员联系，确定服务的时间和地点，须尽快抵达开展服务。

“我们到场后，首先与未成年的当事人见面，表明身份，告诉对方自己到场的原因是其父母来不了，根据法律要求由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派来作为‘代理人’的。” 李树帆说，征得同意后，他们还会进一步了解对方是否受到过刑讯逼供，是否满足了基本的饮食要求，身体状况是否良好等问题。

“如果办案人员态度恶劣，或者有指供、诱供，以及刑讯逼供的行为，我们会及时制止。” 李树帆说，在讯问过程中，“合适成年人”被赋予了相应的权利。

此外，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如果“合适成年人”不到场签字，口供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此，讯问结束后，他们会仔细核对口供，并签字确认。合适成年人’到场主要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不会对案情进行干涉”。

现场

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忏悔

上周五中午12点半，“合适成年人”孙瑞迪的手机响了。电话是地铁前门站派出所打来的，希望她尽快赶过去。

孙瑞迪在西城区的机关工作，加入“合适成年人”队伍不到3个月，这是她第5次到场服务。孙瑞迪很快赶到前门站派出所，这一次，她面对的案主是一名16岁的男孩吕某，因在地铁发小广告，吕某被带到派出所接受讯问。

“他对派出所的环境比较熟悉，并不感到紧张，感觉以前进去过。” 孙瑞迪说，吕某身高1米75，有点东北口音，穿着黑衬衣，长牛仔裤。

民警告诉吕某，由于他未满18周岁，父母也无法到场，法律上接受讯问需要有相关资质的成年人到场，因此由孙瑞迪作为“合适成年人”提供帮助。

征得吕某同意后，讯问便开始了。由于这个案件很简单，全程仅持续了40分钟。而她经历过最长的一次，大约近10个小时。

“警察按规则办事进行讯问，孩子都如实回答。” 孙瑞迪说，录口供的过程没发生诱供或者逼供的行为。录完口供，民警打印出来让吕某核对并签字，之后孙瑞迪又看了一遍，没问题后签上了她的名字。

临走时，孙瑞迪问了吕某简单的几个问题，比如什么时候到的北京，为什么要发小广告。“他告诉我，自己6月8日到的北京，住在丰台区的城乡结合部，因为身上没有钱，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知道发小广告可以挣些钱。被抓时是他第二次发小广告，前一次发小广告一天挣了60元钱。” 孙瑞迪说，她能感受到吕某内心的忏悔，“他说以前没想到这么严重，以后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

对话

希望自己到场服务的机会越来越少

对话人：“合适成年人”成员李树帆

北青报：在你的服务中，有没有触动最大或者印象深刻的事情？

李树帆：今年遇到一个未成年嫌疑人，他说因为家里没钱而失学，在北京发小广告时被公安机关带去讯问，从他的口头表达和书写来看，他以前在学校应该是个好学生，就是因为经济问题，我觉得很可惜。如果他在家乡得到资助，完成学业，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北青报：加入“合适成年人”队伍后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李树帆：心理上有障碍，一段时间特别害怕手机响，只要晚上手机一响，基本都是要到场服务，最晚的一次晚上11点从西南三环赶到北二环，完事已经是凌晨了，有时感到疲惫。

北青报：你会一直做下去吗？

李树帆：真心希望自己到场服务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意味着涉案的未成年人会减少，我希望他们能走正路。(文/记者 李天际 摄影/记者 袁艺)（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