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门专业借自主招生觅知音 后进生成了“哲学帝”(3)

论文评比，刘延川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和延川相比，总觉得我是‘半路出家’。”刘延川同宿舍的单虹泽总有这种“错觉”。他说：“刚上大一，发现自己认识的哲学家没几个，看专业书像在看‘天书’，而其中很多‘天书’刘延川在高中时就读完了。”

单虹泽说，大学4年刘延川没翘过一堂课，而且每堂课都会抢着坐在第一排。而班上很多同学是调剂过来的，他们有时上课玩手机、看闲书。对比之下，刘延川对哲学的痴迷令他感动。

刘延川觉得，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思考哲学问题。上高中时，老师讲到“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他就会去想商品为什么不是因为人们需要就有价值。这个问题困扰他很多天，直到一天骑车回家，他突然觉得自己可能猜想出来马克思当初是如何通过论证得到这个观点，“心中有一种强烈的快感”。

他说，其实学习哲学和玩游戏是一回事儿，小时候自己喜欢玩电子游戏，“卡关”以后总是会想尽各种办法解决，不断反思存在的问题，如果冲关成功就会有这种快感。

“我思故我在”，类似刘延川的“哲学帝”原本在哲学院并不少见，只是近些年少了。回忆起自己的求学过程，王新生十分感慨。他1979年考入南开哲学系学习，当时学生批判性更强，学习风气非常好。晚上在寝室自发的讨论是同学们课余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太过火爆常常导致其他专业的同学敲门说他们“扰民”。

那时，“经济繁荣，哲学贫困”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王新生同班同学里有一位标准的“哲学帝”：大二时就思考如何创建一个宏大的哲学体系，每天坐在床上不停地写，仅导言就写了三十万字。三十年过去，那位同学已是知名学者。

如今，这批学者正在注视着南开这个小小的招生实验。5年来，很多高校慕名来考察，南开校内的历史等专业也开出了夏令营。王新生认为，如果要对高考制度进行改革，夏令营的实验提供了一个思路。

王新生并没有想过让所有同学都成为“哲学帝”。他说，很多学生将从事与哲学无关的职业，比如与刘延川同时入学的刘冰、宋靖文，分别将出国读翻译和商科。他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从内心里，他希望能够多出几位学者，毕竟，这是哲学院的本职。

这个实验实际上还没有结束。王新生将长期注视着刘延川：他和他的同窗，究竟会走到哪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