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与林彪: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陈伯达写过名震遐迩的一本书——《人民公敌蒋介石》。不过，让其始料不及的是，他最后竟被称为“人民公敌”（实际给他定的罪名是“国民党特务、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只是被自己的同志加封的。

陈在政治舞台最后的谢幕，是他作为林彪，四人帮的同党被公审的时候。

读了他的回忆录，我明显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冤。

毛氏给他定的罪过就两条，主张设国家主席和路线问题上的不合作。前一个罪是替林和周扛了。后一个才是实质性的，要命的。在那个“不问苍生问路线”的时代，说你路线上面有问题，就等于和敌人画了等号，政治上判了死刑。毛氏提阶级斗争，老夫子提发展生产。尤其他奉命起草九大报告，居然和毛的意图相左，并与其“文胆”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了面对面的激烈冲突，从而使矛盾公开化了。

对于嗜权如命的毛氏来说，只要触犯了他的天条，哪怕是王母娘娘，也要把她打入地狱，踏上一万只脚。在拿林，江和周等人与老陈反复比较，权衡利弊后，毛把陈老夫子这位与他患难与共四十年的老部下亲手送上了祭坛。

毛氏先入为主的一封信——《我的一点意见》，就把党内排位第四（前三位是毛、林和周），被称为中共“最有影响的理论家”讥讽为“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的“天才理论家”，进而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未经任何司法程序，直接送进秦城监狱。

读了此书，我为中共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感到震惊！

程光在《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 一文中写道：“ 陈伯达为文化大革命出力时，颇受毛泽东的器重：当他对文革消极时，则受到毛泽东冷遇：而陈伯达不愿再和江青等人为伍时，则被毛泽东抛弃。他们三十三年合作中的如此最后三年，被毛泽东夸大说成是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

历史的诡谲之处令人费解。后来，同样是坚持发展生产，对于刘和周就成了“功”，而到了陈那里却一直是无法更正的“过”。同样是与四人帮斗争，别人称为“英雄”，老夫子却被视为“死党”。

不过，让老人晚年略感欣慰的是，党中央毕竟采取了把他和林，江集团成员区别对待的方法，在相关历史涉及到他许多地方，没有按照惯例点他的名字。这，也是一种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吧。

中共八大“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八大决议》提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避免了重提“阶级斗争”。这一提法应该出自陈的手笔，而且是偶然发生的。据他回忆：“……我想起列宁有过一个提法，这个提法启发了我。我就把主要矛盾概括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修改好决议以后，已经来不及送毛主席看，……就直接在会议上读了。”

事后，毛曾对刘说，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是错误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毛，陈矛盾产生的一些端倪。

如果回放文革这个重大历史政治事件的处理方式，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真正的文革发动者高枕无忧。而他手下的“小二儿”们，却锒铛入狱（当然他们是罪不该赦，死有余辜，此处绝不是为其喊冤叫屈），遗臭万年。

对历史问题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对后人难以交代。

当然，历史不能靠传主自说自唱。让读者信服的是陈晓农为了印证自己父亲的说法，查阅了大量史料，相互对比。同时，他也与当时任陈的秘书反复核对有关事情的来龙去脉，从而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