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馬為記：見證古代馬政管理的劉賀“海”字大銅印

印章的发明与使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是中华文明独特的传承之一。在印学史上，汉印开创了篆刻艺术前所未有的新高峰，占据着头等重要的地位，以至后世的篆刻家们都虔诚地以汉印为宗。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迄今出土了两方玉印和两方铜印，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为人们深入认识汉印的特点提供了新的确凿的实物依据。其中玉印“刘贺”与“大刘记印”已有专章论述，这里仅就两方铜印——“刘充国印”与“海”字大铜印的用途与制作，特别是它们在印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作一个初步的探讨和论述，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两方铜印 用途迥异

　　2018年1月，在实验室考古阶段，专家们在海昏侯陵寝五号墓中清理出一方刻有“刘充国印”字样的铜印（图1）。

图1

　　五号墓位于陵寝北部，处在刘贺墓的正北方向，墓前有回廊形地面建筑遗迹。印章出土的位置是在墓主人腰部的左侧，方寸大小，青铜质地，龟纽。印文“刘充国印”四字有边框界格，采用回文法分布，即左上为“刘”，右上为“充”，右下为“国”，左下为“印”，带有十分典型的西汉前期风格。

　　中国古代的印章，大体可以分为官印和私印两大类。官印，为古代文武官员执政的实用印章，印文内容为官职一类的称谓，是权力的象征。而私印，是个人的信物凭证，印文内容以个人姓名为主，也有字号、馆斋、鉴藏、闲文、吉语、花押等等。这方“刘充国印”显然属于私印。此前出土的两方玉印“刘贺”与“大刘记印”也属于私印。

　　那么，西汉时期的印章有哪些用途呢？

　　一是用来盖在封泥上，以密封竹简或木牍。由于那时还没有发明纸张，竹简和木牍是主要的书写工具。把写好秘密内容的竹简和木牍捆起来，用一块胶泥封住绳线，再加盖印章，防止被别人打开或拆动（图2）。这就如同现今的火漆封或骑缝章。

图2

　　二是专作佩带之用。印章的背面有印纽，中有小孔，以便穿绳，随身佩带，因此也叫佩印、佩绶、印绶。刘贺当27天皇帝时，有一条罪状就是“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郞官者免奴。”这里的绶，指的是印绶。古代官印佩带于身，系着印纽的丝带就是印绶。官阶不同，制印的材料和制绶的颜色与织法也不同。汉代印绶有四个等级：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金印紫绶；九卿及二千石官员为银印青绶；二千石以下为铜印黑绶；四百石及其以下为铜印黄绶。在汉代的一幅画像石中，把古代的印绶画得清清楚楚（图3）。据说佩带印绶不仅可以标明身份，还可以辟除不祥。

图3

　　三是死亡时的殉葬明器。墓主人生前的用印，死后往往要随葬。如果生前没有印章，死后也会临时加刻一方，系在墓主人的腰部下葬，并作为镇墓之宝。其目的是尸体埋葬后可以辟邪，灵魂升天后仍然标志着墓主人生前的真实身份。如今，海昏侯陵寝五号墓内发现“刘充国印”，结合此前刘贺墓中出土的木牍及《汉书》等文献记载，可以明确无误地证明五号墓的墓主人就是刘贺长子刘充国。他是在刘贺死后，向朝廷报批刘充国接替海昏侯的过程中，不幸死去。

　　当然，古代印章有时还会盖在器物上作为图记。

　　在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中，最为奇特的发现是，在刘贺大墓西藏椁娱乐用具库中，出土了一方“海”字大铜印（图4）。此印有五奇：

图4

　　一奇，这方铜印的印面尺寸极大。今天人们所见到的汉代印章，除帝后玺印稍大外，印面一般多在2•2～2•4厘米见方，相当于汉制的一寸左右，即所谓的“方寸印”。官秩二百石以下的官印印面则为长一寸，宽半寸的长方形，即所谓的“半通印”。这是汉代印章最基本的时代特征。而这方铜印的印面长约7厘米，宽约5厘米，这在汉印中是极为罕见的巨印。

　　二奇，在这么大的铜印上，只刻有一个标准的篆字“海”，朱文凸起，四边加框，显然代表着海昏侯国或海昏侯家族。遍查《秦汉印典》中的5000余方印章，这种大规格的“一字印”，绝无仅有。

　　三奇，这方铜印的印沟极深，目测约有1厘米，远远深于一般的汉印。无论是铸印、凿印还是刻印，挖出这么深的印沟，工艺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再说，如果这方铜印是用来盖在封泥上，没有必要刻得这么深。

　　四奇，这方铜印的背面也很独特，没有看到印把子或印纽等使用印章时的抓手，只有如同馒头状的鼓形凸起。据说其上有孔，中间还是空心的。因此它的使用方式一定比较特殊。

　　五奇，这方铜印的右下角严重残缺，非常像反复加热膨胀后，又急剧收缩而产生的崩溃。

　　综合这五奇，可以认定这方“海”字大铜印，与一般的汉印用途不同，既不是用来盖在封泥上的，也不是用来佩带的，更不是死后殉葬的明器，而是一方汉代实用的烙马印，并且是极为罕见的诸侯级别的烙马官印！

　　二、烙马印与汉代的马籍管理

　　烙马印又叫打马印，是一种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标识、辨别、管理马匹的器物。如今在我国的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牧区，仍然可以看到使用烙马印的现象（图5）。特别是素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的蒙古族，牧民们更把打马印作为一个传统的节日庆祝。每当清明节或端午节前后，牧民们便在指定的草场燃起篝火，选出一名德高望重、骑技精湛、烙技娴熟、通晓马性的牧人作执印师。参加套马的骑手一字排列，牧民们向他们敬献哈达，表示祝福。这时，铁印横在火中烤红，执印师高呼“打马印开始”，众骑手个个横杆立马，把马群团团围住，套马打印。顿时人呼马嘶，蹄声雷动，场面异常壮观。由于参与人数众多，场面活泼喜庆，从而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节日。

图5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蒙古族牧民对烙马印非常珍惜，平时系上哈达，珍藏在蒙古包的哈纳顶上，视为圣物。这是一种代代相传的习俗。据说烙马印的种类很多，有的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印记，有的用阿拉伯数字做印记，有的用汉字数码或藏文字母做印记，还有的以拼音字母做印记。执印师是根据牧民们的不同要求烙出各种马印。

　　刘贺大墓出土的“海”字大铜印，距今已有2000多年，是非常典型的西汉时期的烙马印。而烙马印是我国古代官方用于马籍管理的专用印章,属于官印的一类。这种形制硕大的朱文印为铜质或铁质,印纽的位置上有方孔可纳入木柄或金属柄,便于把烧红后的铜印或铁印烙在马身上。据文物考证和文献记载,自战国以来，历代都有烙马印。《庄子•马蹄篇》中提到古代著名的相马、驯马大师伯乐时说，“及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zhì，指捆马脚的绳索），编之以皁（zào，指饲马的槽）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其中的“雒之”即“烙之”，“雒”字为“烙”字的通假。可见，那时就广泛使用烙马印。

　　目前能够确认的最早一方烙马印实物，是战国时期的“日庚都萃车马”印。据考，“日庚都”为燕国都邑名，地点大约在河北的易县；“萃车”即副车；“日庚都萃车马”是指日庚都官署副车所用之马。清代万印楼主人陈介祺曾经收藏，编入《十钟山房印举》，现藏于日本藤本有邻馆。该印达6•9厘米见方，为朱文铸造的烙马印，其纽制中空，上连柱形方孔，以施木柄。印面文字大开大合，纵横错落，灵动轻逸，章法严谨，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图6）。

图6

　　考古发掘秦汉时代的烙马印还有：“魏右”印、“邞骀”印、“曲革”印、“常骑”印、“夏丘”印（图7），都是两字印。而“仓内作”印是三字印，“灵丘骑马”印则是四字印。一字印仅见海昏侯墓出土的这方“海”字大铜印。

　　为什么汉代会出现如此多样的烙马印呢？深究起来，是与那时对匈奴的连年战争有关。自从汉高祖刘邦孤军深入白登山，被匈奴40万精锐骑兵团团包围七日侥幸逃脱后，便认识到汉军与匈奴作战存在着巨大差距。要想战胜匈奴，必须拥有大批优良的战马和训练有素的骑兵，以增强汉军在草原作战的机动性和攻击力。于是，加强马政管理、训练精锐骑兵，便是西汉时期国防建设的重要举措。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到了汉武帝时期，汉军已经兵强马壮，可以与匈奴一决雌雄。史料记载，仅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汉武帝命令卫青、霍去病率领精锐骑兵10万，又从民间征发14万匹战马，还派出数十万步兵负责辎重和军需补给，调动的战马数量总计达到35万匹以上！这一仗北征2000余里，消灭匈奴7万多人，收复了大批失地，大获全胜。在一场战役中能够迅速地、大规模地动员和使用几十万匹战马，是与汉代建立的一整套严密的马政管理体系有着密切关系。

　　总结汉代实行的马政管理体系，主要包括：牧苑饲养、民间征集、马籍管理、马种改良、医治病马、实施奖惩等等。据说，国家建设的牧苑属于公营马场，以30万官奴饲养30万匹战马；以官贷民牧的方式，解决官马的不足；禁止私人买卖马匹，鼓励民间养马育马，百姓为国家每养一匹战马，全家三人可以免除徭役；实施历史上最严格的马籍管理政策，每匹马都要由官方进行详细的登记，建立籍贯。《史记•武帝纪》记载：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籍吏民马，补车骑马”。颜师古注：“籍者，总入籍录而取之。”就是将吏民私马登记造册，国家必要时强制征用。

　　马籍登记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就是烙马印。

　　在《敦煌悬泉置汉简》中，有一件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的马籍册，内容丰富庞杂，从中可以窥见汉代的马籍登记管理的项目，这里仅摘录几则：

　　“传马一匹，駹（máng，音茫），牡，左剽，决两鼻两耳数，齿十九岁，高五尺九寸。

　　“私财物马一匹，騩（guǐ，音鬼），牡，左剽，齿九岁，白背，高六尺一寸，小。补县（悬）泉置传马缺。

　　“传马一匹，騧（guā，音瓜），乘，左剽，决右鼻，齿八岁，高五尺九寸半寸，骖，名曰黄爵（雀）。

　　“传马一匹，騮（líu，音留），乘，左剽，决雨鼻，白背，齿九岁，高五尺八寸，中，名曰佳口，柱，驾。

　　“私财物马一匹，駹，牡，左剽，齿七岁，高五尺九寸，补县（悬）泉置传马缺。……”

　　从这几则马籍登记的项目看，每一匹马都详细记录了它的毛色、性别、年龄、特征、身高，甚至名字、去向等内容。牡，指母马；乘，与“騬”通假，指被阉割的公马。駹，是青色马；騩，是浅黑色马；騧，是身黄嘴黑的马；騮，是黑鬛(liè,音裂)黑尾的红马，等等。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登记的所有马匹中，都有“左剽”二字。剽（piāo，音飘），《说文解字》注明是“砭刺也”，本意是指用石针刺入病人的身体治病，竹简上引申为在马身上打烙马印。“左剽”说明是在马的左腿上打烙马印用以识别。按照现代养马学的观点，马左腿上侧膊部中央肌肉最丰满处，最适宜打烙马印；或者在左股中央较膝盖骨水平稍高的地方，也适合打烙马印。

　　总之，在马身上打上烙马印，一是作为已经入籍的标记，表明该马登记在案，由国家统一管理，遇到战争或紧急情况时可以随时征集。二是作为通关时的主要识别物。汉代在全国的道路上设有许多关口，在河流上还设有津口，仅长安城所在的汉中地区就有函谷关、武关、散关、萧关等。汉律规定，无论是官马还是私马，未经许可不许通过关口和津口。因此，出入关、津时必须严格检验包括烙马印在内的识别物——“传”。三是马匹统一征集后，如果立了战功予以奖励，如果出现问题予以追究。就像现在的质量代码可以溯源一样。

　　三、蟠条印的制作工艺

　　那么，我国古代包括烙马印在内的铜印，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一般地说，无论是官印还是私印，其制作的方法基本相同，主要有：

　　一是铸印。即先雕成实心的泥模，再用泥模翻制外范，之后取出泥模，把外范烧成耐高温的陶范，最后把融化的铜水倒入陶范中，冷却后铸出印章。古代制作印章大多采取这种铸印的办法，印纽、印面和印文一并铸造出来。当然，铸造的印章还需要进行打磨、找平、补砂眼、剔砂粒等多道工序，才能完成。铸印的缺陷是，其一，印文比较呆滞、僵硬，缺少灵动性。其二，铜水在高温冷却收缩时，容易产生变形，致使印面中间凸起或凹陷，很难找平。“器府之印”、“新西河左佰长”印便是汉代的两方铸印（图8）。

图8

　　二是凿印。先用铜铸造出印章的模样，有印纽、印面但无印文。需要的时候使用专门的凿子，在印面上凿出印文。凿印的印文有工整与粗率之分，工整者与铸印相似，而粗率者字形欹斜，凿痕显露。如部分官印，因急于封拜，铸造来不及，匆促凿成，立即使用，亦称“急就章”。此类凿印，多属武职人员所用。凿印的缺陷是，印文的笔画和边框容易出现毛剌，笔画的精细很难统一，地子也不够平整（图9）。

图9

　　三是刻印。刻印使用的工具不是凿子而是刻刀。用轻便的刻刀在铜印上雕刻印文，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铜印的材质硬度相对较低，一般通过对锡、铅、锌甚至金与铜料的配比变化来实现铜合金的软化。其二，刻刀的硬度比较高，一般使用钢、铁甚至金刚石等材料做成的刻刀。刻印的缺陷是，印文不可能雕刻得太深，多会出现走刀、划痕等现象，地子也不平整。“都统□印”便是元明时期的刻印，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处处都有显而易见的刀痕(图10)。

图10

　　古代还有一种制印方法，就是蟠条印。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著名的印学家、原西冷印社社长沙孟海先生在研究唐代官印时最早发现的秘密，由于不见史载，沙孟海先生将其定名为蟠条焊接印，简称蟠条印。他在《印学史》中说：“唐代官印统用朱文，字画用小铜条蟠绕而成。遇有枝笔，用短条焊接上去。这是一种新的制法。印史上未见有什么名称，我们称之为‘蟠条印’。蟠条印蟠出的文字，不容易排得很匀整，工程也不简单，所以后世很少采用。”

　　具体地说，制作蟠条印的技术比铸印、凿印、刻印都要复杂得多，先要在一个预先铸好的有边框的印盘内，用厚薄均匀的单层或双层折叠铜片的断面，遵循一定的章法和篆法，根据字画的长短、深度要求取料，然后加工造型焊接而成，其中经过选、裁、钳、焊、磨等工序，最后将蟠出的字牢固地焊接在印盘之内。沙孟海先生所见到的唐代蟠条印基本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制成的，它特点是，印文纤细、粗细一致、印沟极深、印面和地子都十分平整。这是唐宋时期蟠条印典型的时代风格(图11)。

图11

　　当然，也有人推测过另一种类似于“二次范铸”的制作方法，即先用铜片蟠出印文，再将印文嵌入模具——陶范之中，最后用铜水浇铸出印盘和印纽。这样，融化的铜水与置定的印文在陶范内冷却时一次成型。至此，印文便与整个印章牢固地熔为一体。

　　刘贺大墓中出土的“海”字大铜印，究竟是用什么方法制作出来的呢？显然，既不是凿印，也不是刻印，因为找不出任何凿或刻的痕迹，而且印面和地子十分平整，这是凿或刻都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只能是用铸印或蟠条印的方法制作出来的。

　　那么，如何辨别“海”字大铜印（图12）究竟是铸印还是蟠条印呢？有以下三点可以考虑：第一，如果是铸印的话，那么其印文应该与整个印章一体浇铸而成，尤其在“海”字的四个横竖交叉之处，不应当有相互割断的痕迹。而在这方印的印文上却有用放大镜能够观察到的明显的割断裂痕（图13），证明这个字当初是采用蟠条焊接上去的。

图12

图13

　　第二，如果是铸印的话，那么其边框与印文附着在整个铜印盘上的强度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奇怪的是，“海”字大铜印右下角的边框完全崩溃，而并未殃及到印文（图14）。这就说明，边框附着的强度，低于印文附着的强度。也就是说，焊接上去的印文比铸造的边框还要牢固些。

图14

　　第三，如果是铸印的话，那么其印文的笔画应当横平竖直，即使笔画交叉，也应该上下对齐，左右贯通。而“海”字大铜印的印文放大后，可以观察到多处交叉的笔画，上下左右对得不整齐，显得很不匀整。出现这种现象，只能说明印文是蟠出来的。

　　因此可以初步作出判断：“海”字大铜印很可能是采用蟠条焊接的方法制作的，应属于比较典型的蟠条印。

　　四、“海”字大铜印在我国印学史上的地位

　　“海”字大铜印的发现，不仅是海昏侯墓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而且在我国印学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

　　首先，提供了古代烙马印的标准器物。与考古发掘出的大量青铜汉印相比，迄今发现的汉代烙马印数量极少，可以说是凤毛鳞角。汉代的这种大型印章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广泛的使用地域，无论是材质、制作工艺，还是篆文、使用方法，都是比较独特的。因此，汉代的烙马印既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地域性，又具有很强的时代性、艺术性，在我国印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可惜，人们对这种印章的特点、等级、发展、演变以及使用范围、流行地域等，还缺乏深入系统的认识，因为可供研究的实物资料少之又少。如今“海”字大铜印的出土，为人们提供了二千年多前烙马印的标准实物，填补了一些认识上的空白，这是十分宝贵的。比如，印文由“四字”—“三字”—“两字”—“一字”，趋势似乎由多字向少字发展；又如，印文篆体由“大篆”—“小篆”—“汉篆”，趋势似乎是相互渗透、相互借鉴；再如，印面由正方形—长方形—偏正方形，趋势似乎是根据材料而变化。此外，印体硕大，均作朱文，印文深凹，印纽中空可纳木柄，是基本不变的特点。这些发展变化的脉络以及共同的特点，都可以从“海”字大铜印中找到一定的依据。

　　其次，把蟠条印出现的历史向前推进到西汉中期。自从沙孟海先生发现古代的蟠条印后，业界内一致的看法是，制作印章的这种独特工艺最早出现在唐代，甚至认为只有唐代的手工业制作和铸造业发展达到了制作蟠条印的水平。现在，由于“海”字大铜印的出现，使古代蟠条印制作的历史向前推进了至少600多年！应该说，西汉时期是我国青铜器发展的末期，好比晚霞消失前的辉煌，那时的冶金技术、铸造技术、焊接技术等，已经发展到新的高峰。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博山炉、青铜鎏金壶等器物，就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已经掌握了极高的铸造、焊接工艺（图15）。在这种背景下，掌握制作蟠条印的工艺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图15

　　再次，深化了人们对古代官印的认识。烙马印属于古代的官印类，但很少有人从官印的角度深入研究它。《后汉书•马援传》说：“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强调了古代的马政是国之大事。《北史•魏孝文帝纪》记载：“延兴二年(公元472年)五月,诏军警给玺印传符,次给马印。”可见，古代烙马印是皇帝亲自授予的，做官必须掌握烙马印，从而执掌马政。而作为具有官印属性的烙马印，在材质、规格、大小、印文、印纽以及颁发、使用、销毁等，都有统一的规定和制度。在这方面人们还知之甚少。“海”字大铜印的出现，提供了一件汉代标准的诸侯级别的烙马官印，为人们全方位认识汉代的马政建设、马籍管理以及印章制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

　　综上所述，建议将海昏侯墓出土的这方印章，命名为“海”字青铜蟠条烙马官印。其中，“海”字是印文，青铜是材质，蟠条是工艺，烙马是用途，官印是属性。亦可以简称为“海”字蟠条烙马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