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社会主义祖国

    在记忆的长河中，我己经数不清究竟指挥过多少次合唱了，但祖国的旋律却始终贯穿在我整个艺术的生涯中。为了祖国里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难道还有比这更神圣的事业吗?三十年代，我在丛林中指挥抗日将士歌唱，解放前夕，在游行和集会上，我指挥过大学生高唱进步歌曲，建国以后，我和同志们共同指挥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数千人的大合唱。这些年来，我为什么多次指挥了业余和专业大型歌咏会的大合唱?为什么下工厂，到农村，去学校巡回演出，因为我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的艺术生命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是党和祖国给了我一切里

    我出生于一个艺术之家，哥哥司徒乔是个画家，青年冼星海常去我们家作客。每当冼星海和哥哥嫂嫂交谈时，我就搬个凳子坐在一旁静静地听，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了许多道理:不推翻这个腐败黑暗的社会，祖国就不能摆脱苦难屈辱的现实，人民还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也曾亲眼目睹冼星海在群众中教唱进步歌曲的感人场面。冼星海的气质和胸怀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后来，我才得知冼星海是个共产党员，我是从共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和未来的啊里

    一九四一年，我毕业于一个艺术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我随东迁的复旦大学继续到上海求学。我酷爱艺术。但那时素称“音乐之都”的上海，旋律却是人哭鬼笑。黄浦江上，美国军舰横冲直撞;夜总会里，国民党“劫收大员”寻欢作乐。我不由怒火中烧，心情久久不能平睁。学音乐干什么?艺术的出路在哪里?祖国的出路一在哪里?

    由于抗战后形势的变化，我变得有些苦闷、茫然了。以后的道路该怎么走呢?我是复旦大学“旦声合唱团”的指挥。这时，我试图用所谓“纯音乐”的“高级艺术”来解脱烦恼，排练了一些格调不高的歌曲。而学校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另一个学生艺术团体，在同时却排演了不少进步作品，吸引、振奋了广大同学。这使我受到了很大震动。面对祖国仍处于屈辱和苦难的现实，我重新觉醒起来。在挟着小提琴上课去的路上，我漫步思索。我又想起了冼星海，对，我应该走他的道路，到人民中去，到斗争中去!

    祖国贫弱的现实和艺术的虚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