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

    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已度过了63个春秋。是党哺育和教导了我，使我走上革命的道路，使我成长起来，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1936年我从泰国回广州升高中，次年转学香港。当时日军大举人侵，太原、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我虽名义上在学校读书，实际上已投身于学生救亡运动，经常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并向各界募集款项衣物，以支持抗战。我热衷于阅读进步书刊，对我启蒙最大的两本书，一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另一本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读了这些书后使我从一个只有一股爱国热情和简单的政治头脑的青年学生变成了基本上能辨明大是大非的救亡工作者。1938年7月我在香港学生支部的教育下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具有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因而参加党，当时只有16岁。

    参党以后我便脱离学校，完全听从党组织的调动和安排。1938年冬，叶挺到东江组织抗日游击队，香港市委派李大熊、李游子和我三人一起到深圳担任叶挺的政工人员。叶挺的总部设在一间两层楼的小酒店里。我们住了两天，叶挺才从东莞回来。他到后即召集我们和总部其他人员开会。他说目前东江各地抗日情绪都很高涨，他到东江的任务就是要把抗日武装迅速组织起来以便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因此要求我们做好群众工作，动员更多青年参加抗日队伍。他的话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当时叶挺就坐在我们的对面。他中等身材，双目炯炯有光，言语沉实有力，表露出这位北伐和广州起义名将的坚毅风度。谁知过了两天，总部的负责人就宣布叶挺已离开深圳，经香港回新四军去了。原来是蒋介石来电不同意叶挺留在东江活动，命令他回新四军。我们感到很失望，只好回香港待命。这年12月我被分配到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任流动歌剧团指导员。1939年8月党组织调我到东江游击队。此后我便在那里工作，直至1946年北撤山东。

    党所领导的东江游击队(1943年正式命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是一支活跃于东江敌后的由东江子弟及一些爱国的华侨和港澳青年组成的人民抗日武装。这支队伍在8年抗战中经历了异常艰苦曲折的斗争。由于远离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孤悬敌后，受到敌、伪、顽的夹击，战斗十分频繁，生活    非常艰苦，流动性很大，经常风餐露宿，衣难保暖，食不果腹，缺医少药。由于我们十分重视政治工作，因而部队非常团结，纪律严明，斗志旺盛，充分发扬了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我们紧紧依靠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给广九铁路沿线和港九地区的敌伪军以沉重打击，先后在东江和北江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和游击区，积极配合全国抗日战场和盟军对日反攻作战。1941年香港沦陷后，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克服重重险阻，先后营救出邹韬奋、茅盾、何香凝、柳亚子等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英七、八百人以及国际友人近100人，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和国内外的好评。廖承志在《东江纵队史》序言中说，东江纵队已“成为中外共知的华南抗日战场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一面旗帜，对抗日战争、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