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团队生活

    1948年以前，我家同曾任北京市政协主席的王大明是邻居。他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经常给同院的孩子们讲一些革命道理。我的姐姐也在师大女附中参加了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民联”，受他们的影响，我向往解放。1949年5月4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共青团前身)在附中建立时，经高一同学杨敬时(时任附中学生会主席)介绍，我人了团。这一年的7月1日，是北京解放后第一个党的生日，全北京的党、团员在先农坛体育场开庆祝大会，附中的团员都去了。会前下了一场雷阵雨，衣裳都淋透了，身上很凉，但心是火热的。那一天，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党的领袖。大会一直开到深夜，附中团员们回到学校时，已是晚11点。我们一些离家较远的团员，就在礼堂的长椅上和衣而卧，兴奋和幸福，伴着我们进人了梦乡。

     1949年11月，和全国一起，附中也在校内建立了中国少年儿童队(现中国少先队前身)组织。为了加强领导，我和一批虽已人团，但年龄还在少年儿童队年限内的初中同学，又加人了少先队，过双重组织生活。附中的少先队编成一个大队，由大队委员会领导，各班设中队。队委会受团总支领导。团组织在各班设支部，参军前，我是团支部宜传委员、少先队大队委员。少先队经常组织队日活动，还编印了队报。当时，大队委员会曾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请他老人家为附中的队报题写刊头。不久，我们收到了一个印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城字样的大信封，里面是用打字机打的一封正规的回信，大意是:你们的来信收到了，毛主席很忙，没有时间为你们写刊头，但他相信，即使役有题写刊头，你们也一定会办好你们的队报的。参军前，我将此信移交大队委，不知是否留到了今日?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鼓励下，我们的队报一直坚持办了下去。直到参军后的1952年，我还时常收到母校的(队报)。

    我们还参加了开辟天安门广场的劳动，全市青少年用双手清除了广场内丛生的杂草，填平了地面。开国大典那一天，学校师生提灯参加了典礼。每年的“五一”，都有附中少先队员参加的少先队方队，紧随解放军方队之后，通过天安门，接受领袖的检阅。当时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教育部，送给中国一套中学物理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