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的禅事

    报考北大是一时的赌气。虽然从小我就非常景仰北大，但高三时我一心想出家做和尚，深人经藏，解决生死根本的大问题。父母老师都非常着急，无论他们怎样劝说，我还是一有空就到寺院里听老和尚讲经。有一次终于忍不住向一位法师说出我要出家的想法，我还能记得自己当时口气颇为豪壮:“要做女中真丈夫，荷担如来家业，续佛慧命。”不想那和尚只嘿嘿一笑说道:“你若真有智慧，去北大弘法。”我当时只觉得他在奚落我，觉得他小看了我。回家一赌气:考就考，既然出家都不怕，还会怕考试?当时我只想证明自己。 半年以后我兴高采烈地拿着北大录取通知书去找法师，法师已经云游去了，给我留了一封信，信中提及南怀瑾，建议我找到他的书仔细阅读，可以治我当时的许多毛病。当时不解: 人生苦短，学佛事大，我一心求解脱何错之有?

    进 入北大，感觉非常亲切。这儿也有藏经阁(北大图书馆)，也有佛塔(博雅塔)，更令我高兴的是，遇到了许多同参。我先是在武术队认识了比我高两级的陈解涛。当时觉得他很怪异，总是光着脚打拳，拳脚异常敏捷。一年到头穿着军装，背一个破书包，一有空就盘坐在地上，从破书包里掏出一本佛经，旁若无人地念诵起来。后来还认识了少女博士王从芳，绰号为“疯子”的赵锋，颇有大儒风范的戈国龙，温文尔雅的王健。他们大多先后成了博士。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辩论，从历代高僧如玄类、鸡摩罗什等，到历代文人苏东坡、王阳明，到现代科学家爱因斯坦、霍金等;从如何生到何谓死，从校园新闻到社会焦点;从剖析自我到评论国家首脑。我们的论题几乎无所不包。后来我们决定组办一个社团，定名为佛学社。当时我们发现有一个奄奄一息的禅学社，觉得这名字比佛学社好。鲁迅说:中华文化的特质在于禅。

    于是我们便把禅学社接管过来。我们办了许多活动，请汤一介先生、楼宇烈先生、吴立民先生、吴占友活佛、于晓非先生等来学校讲禅文化:包括禅与现代人生、禅与饮食文化、禅与企业管理等，每场讲座几乎都挤得水泄不通，每场讲座后面的辩论都非常精彩。讲完课后，先生们都感叹:只有在北大，辩论才会这么激烈。 在这样的辩论场中，我想再自大的人都不敢轻易狂妄。因为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所学所知太有限了，个人的智慧只不过是一颗小水滴。只有不断地学习，向别人学习，学习一切法门，才能最终破除我执、法执，智慧方能圆融。这是北大所给予我并且能让我终身受益的启示。 我们的活动受到海内外人士的关注和好评，台湾企业家尹衍梁先生特意给我们送来全套南怀瑾先生的著作。书中的观点有的令我为之一怔，有的已经相互契合，有的也许一辈子都将是个大疑团。

    看先生的书是一种享受，会不由自主地发笑，因为往往能看到自己或他人过去存在过或现在依然存在的可笑之处。待毕业前，我狼吞虎咽地把书全部读完，咬咬牙把书赠给了北大图书馆，算是我现在能对北大作出的仅有的贡献。 赌气进了北大之后，我发现渐渐地，北大让我不由地喜欢。闭上眼回想，不仅景色如画，一草一木让人喜爱，就连校园里的各种声音，都会萦绕在心间，久久不散。校园里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我的窗口正好挨着一个大广播，每天早晨六点半，便开始播放新闻摘要，逼得我每天一大早必须关心天下大事。久而久之，到现在新闻摘要成了我每天必听的节目。夏天的晚上，总有些校园歌手，弹着吉他唱乡村音乐，尤其是毕业前夕，那歌声格外浪漫。偶尔也有时候，有大胆的男士在窗外大声地向心爱的人表白，我和室友们隔窗和那位女生一起听着绵绵的情话。还有讲台上老师慷慨激昂的讲课声，楼道里齐声学二外的朗读声。回想起来，最让我难以忘却的是图书馆里每天清晨一开门时走廊里的那“喇咧”奔跑的脚步声。

    能在图书馆上自习是件舒服的事，有一天开到晚连中午都不关门的自习室，看书累了可以去阅览室浏览一些杂志或去电教404室看英文录像。然而自习室的位置很有限，必须赶早去占位置。即使是冬天的早晨六点，夜幕还没有退去，图书馆大门前便已有许多同学。待到门一打开，人像潮水一样涌人，楼内的灯还没来得及打开，走道里漆黑一片，仗着对地形的熟悉放开胆子像别人一样向前冲去，但必须提着心仔细分辨前后的脚步声，以免奔跑速度不同而撞着前面的人或被后面的人撞着。于是每天的清晨，走道里如同奏乐般响起特别整齐的脚步声。只要听过一次那声音，足以一生催人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