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必要出国？
刘教授，原为武汉一位科技大学的副教授，移民加拿大的一年多来一直在制衣厂打黑工。说起打黑工一事，刘教授既感到委屈，又感到气愤。原来，他在武汉交了6000美元的咨询费委托一家移民公司办理移民申请.当时他们还没有孩子，于是申请者当然只有两位。后来在申请过程中，他们夫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收养法规收养了一名儿童，他们在收养前后都向移民公司进行咨询，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认为不仅允许而且称已经告知加拿大移民局。可是当他们告别家乡到加拿大落地报到时，麻烦也就跟着从天而降。移民局认为，他们没有事先通知移民局，因而这种情况也就违反了加拿大《移民法》，应该立即遣返原地。但鉴于目前他们已经到加拿大的现实，准许他们暂先人境，但先将移民纸扣在机场移民人境处，等候进一步处理。
这一下可把刘教授给难住了。没有了移民纸就等于没有了合法身份，他无法象其他落地报到的移民那样办理一切有关手续，没有资格去领取社会保险卡、健康卡、移民礼品包、孩子牛奶金等，没有社会保险卡，他就没有资格去打工，如果没有机会打工，他就没有任何收人来源，那么吃住就成问题。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将来判他们返回中国，他们的损失就更大了。
傍大腰圆的刘教授是够坚强的。首先他很沉着镇定，安慰妻子，把家庭内部先稳定住，然后再共商计谋，一致对外。他一方面，寻求他人的同情，寻找打黑工的机会，同时非法地借用别人的社会保险卡，以取得基本的生活来源，另外一方面，当移民机构通知他说，要通过法庭对此事进行判决时，他立即寻找法律援助，阐述自己的理由，花钱雇律师应诉，因为他难以花太多的钱来请律师，第一次败诉，他那几天情绪很低落，他已经做好了被遗返回大陆的心理准备。但是后来情况又有转变，因为他一直没有停止多方面的奔波，并到教堂求助。他为此事花费了太大的心血。
1999年9月，我和刘教授相约在唐人街多伦多有名的“枫城酒楼”吃早茶时了解到，打工一年下来，他瘦了20多斤，原来宽松的腰带已经紧了三个孔。
“打工”，这是国内朋友很难理解的问题。既然“博士、硕士都在打工”，甚至连打工的工作都这么难找，为什么不回国?既然不回国，可见国外的生活还是好于国内。
他的体会是:就好像在国内的一些例子。我们在国内时，住在大城市，常看到农村来的朋友在墙角做饼，孩子在旁边玩耍，完全没有玩具，更谈不上教育.做饼的朋友常受人白眼，但他一直在坚持，没有回农村去。中国人在国外也有类似的命运，但这就是生活。不得不承受经济、文化、心理等的痛苦考验，而不愿回到自己熟悉的旧环境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