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与中国梦

孩童时代，我的梦想是吃上白米饭。

1979年的春天，村委会的高音喇叭突然安静下来，家家户户拆除了接收信号的音箱。身为村民组组长的三伯说：“看样子要变天了。”我不知道“变天”是什么意思，扬起稚嫩的脸蛋问三伯，三伯说“变天”就是国家要实行改革开放了。只见村里的男女老少欢欣鼓舞走到田间地头，拿着皮尺热热闹闹量土地分土地。土地包产到户以后，村民们立即卯足劲儿打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踏踏实实耕耘，秋收后交足国家公粮，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硕果。很快，我们家一日三餐吃的“三造饭”（大米、玉米、红苕拌和煮成的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白生生的大米饭，清汤寡水的菜肴也开始散发出肉腥味了，母亲往昔那张愁眉苦脸也绽放出了笑容。生活如同芝麻开花，开始一节一节往上攀，改革开放的春天说来就来了。

少年时代，我的梦想是能上学。

那个年代很多孩子不上学，我的父亲母亲肩挑背驼一百多斤玉米，翻山越岭徒步十里路到乡场变卖成七块五毛钱，我便成了村里少数有幸上学的孩子之一。改革开放初期，远在数千里之外的经济特区经济搞得得轰轰烈烈，而我们偏远闭塞的村庄则微风徐徐，人们的经济意识还很淡薄，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的青壮年才外出务工。我一边读书，一边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农活。砍柴，放牛，煮饭，喂猪，犁田，插秧等等都做，以减轻父母的重担。升入初中，学杂费一下子涨到每学期两百多元，让经济本来拮据的父母感到了重大压力。还好，乡里开始引进烤烟，父亲听说可以赚钱，便拿来两包烟种。烤烟苗长起来，烘烤房建起来，可没有通村公路拉不进煤炭。父亲一咬牙自己到十多里的地方挑煤，黎明出门，黄昏进屋，精疲力尽，汗流浃背。尽管如此，煤炭还是供应不上。我和母亲也跟着去挑煤。那年我十三岁，第一次担了六十斤，来回二十里，其中滋味一言难尽。同龄的很多同学都因为经济困难辍学，父母赚钱实在不容易。我跟父亲说想放弃读书，我父亲把担着的一百五十斤煤炭放在崎岖山路上，说我能担回家就可以不读，担不起就必须读好书。在父亲身体力行的影响教育下，我艰难读完初中，考上县城高中。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经济发展加快。我们村有了通村路，煤炭拉进来，农产品拉出去，农民手中的钞票日渐厚实起来，原本在城市都很稀罕的“三大件”电器刚进入农村，彩电、VCD、冰箱等又成为农村人追求的新时尚。1997年2月19日，很多中老年人从电视里得知伟大领袖邓小平逝世的消息后，都伤心地哭了，他们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幸福生活啊！

青年时代，我的梦想是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经过高中三年青灯苦读生涯，“黑色七月”让我们既充满希望也充满恐惧。那时还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铁饭碗”时代，能否考上大学将决定一生的命运。作为农民孩子，我和很多同学第一步都选择了“跳农门”，就是不论考上什么学校，先上为上策，等有了工作解决了吃饭问题再做打算。新世纪第一年，我终于走上工作岗位。最初的工作条件虽说很艰苦，可毕竟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用人体制机制的改进，很多青年不再把工作当做一锤定音的“铁饭碗”，坚信是金子就要闪光的道理，有能力就要不断前进，寻求更加广阔的空间。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招考，定向选拔等，给他们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