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的青春

    当时的我正处于数理化的三面包围之中，大脑早已是招糊汪洋的领地，还来不及细想就极其露怯地问他“贝司有几条腿”，被他在下一封信里大大嘲笑了一番，并且示威似的在空白处画了一个极精致极写实的大贝司图样以显示我的无知他的渊博。信末诉苦说生活费已被笑容和语气都像春天般温暖要钱却像冬天般冷酷的贝司老师鲸吞，无奈之下只得以音乐为精神食粮填饱肚子。这些话让我觉得他虽然饿但精神还是蛮亢奋的。

    再下一封信，已经组乐队了，四个人的，他只是贝司手，但正在千方百计篡主唱的权，让我帮忙起名。我的眼珠子差点脱离眼眶束缚重演牛顿的地心引力实验，他的言出必践也让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但为了在他面前撑面子，我外强中干地否决了他提出的“青鸟”或是“布楼梯”之类的议案，并且毫不留情地对他的构想大加批判，然而实际上我也没真正说出什么好名字来。最后他告诉我，别人—另外三个一致通过的名字叫“坐标”。

    古板了点儿，也太常规了点儿，我觉得。不过还不错，虽然我认为有老哥在里头名字不该这么普通，但如果依我意见叫什么?“金粒之餐”也确实难登大雅之堂，我便以未来主唱的身份默许了。

    后来是长长的沉默。就像一座火山，在爆发之前总要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酝酿感情和积蓄能量。为了准备他99年10月份的迎千禧专场音乐会，老哥甚至在署假破天荒地违约没陪我去打保龄球，理由是他的手现在是全队的公共财产，个人无权随便动用。我恨不得让他的手尝尝江姐曾吃过的那种苦头。

    到我十八岁生日那天早上六点，他给我打来电话喜滋滋地问他是不是第一个祝我生日快乐的人。被我一边打呵欠一边否定后又自我安慰说好歹也是外地的第一吧!我就想老哥其实还是蛮疼我的，挺有良心，还行。就消了气又开始通信，没想到长期中断联系后的第一封信他就扔给我一颗手榴弹。

    可能是因为我们之间的默契实在太多，所以在我刚开始看那一如既往的和着调侃的文字时就已觉出了一点不对劲。果然，他像在说别人的事似的很平淡地告诉我，10月28日，他自动退学，秘密徒步进京，因为觉得再这样苟活在一个让他丧失激情的工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