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校

    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坐落在北京南城，北毗闻名于世的全聚德，南邻赫赫有名的实验小学，再往南就是老外来京旅游必到的古文化街—北京琉璃厂了。

    改革开放已二十多年了，这百年老校也可能改建得焕然一新。但是深埋在我脑海里母校的印象，却是一幅永恒的蓝图，让我能如数家珍般背出校内各建筑的位置。

    记得母校的大门，是一座高高的能对开的深灰色姗栏门，走进大门是一条不长的林荫小道，左边是图书馆外宾接待室，也是会议室。

    说到图书馆，说实话我在校读书时却一次也没进去过，它的外观看上去，也只不过是一排平房，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规模、藏书?一无所知。还好，一个偶然的机会借过一本书，书名叫《干金浪》类似《艳阳天》那样的极左书刊，据说该书作者是钱钟书先生，为什么取名“钟书”就是说他一生都钟爱于书，我虽不敢和他老人家相比，但我这四十多年的人生，也算是读过几十本书吧!我从进附中校门到走出来，从未进过图书馆对我而言，至今不能不算是一件怪事。

    外宾室呢?却让我想起很多次迎外宾的经历。记得那时，每次外宾来校之前，全校动员大折腾一番，要师生团结从心地进行一次“大扫除”。我当时最怕见外国人了，不是因为他们长得怪模怪样，也不是因为不会讲外语，而是因为在每次外宾来校之前，学校总会要求同学们在外国人面前不许穿有补丁的衣服，或者露脚趾头的鞋，结果把迎宾这种“风光”的事变成了馗尬的事了。这不得不说当时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品学兼优的祖志成同学，他可“风光”过几次，每次外宾来他都要陪着座谈，可就是没讲过一句话。因为，那时“帽子满天飞，棍子道地打的年代，说话要负责任的，尤其是在外国人面前就更是马虎不得，弄不好就整你个里通外国的罪名。也可能有人会说:有那么严重吗?有!肯定是有的，有一件事就让我至今挥之不去，也忘却不了:

    我初中同学杨应战，当时号称学校的“笔杆子”。1976年，当时他在农场学农劳动，不知是说了什么，还是做了什么，就被当时的革命委员会打成了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