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屋

   我忘不了荒坡上那座破陋的石屋，

    我忘不了那石屋里孤苦的大娘!

   我们青年点有块地在北坡上。下乡第一天我就去看石屋，也认识了石屋的主人—大娘。

   那一天，我老想着孤苦的大娘。

   下山了，我象个孩子似的跟在老队长后边。走到地头，我问:“她吃粮怎么办?”“生产队给送。”

    走到树林边，我问:“烧柴呢?”“谁碰上谁给砍点，碰不上就自己捡点。”

    走到小河中间，踏着河卵石摆成的桥我又问:“吃水呢?”“自己拿小瓦罐到山下拎。我舔舔嘴唇，多亏刚才没喝她的水。”

    忽然我又想起:“她一个人住在山上，晚上-不害怕吗?”这回是一个老知青回答我:“她坑上有个洞，住着条碗口粗的大蛇，晚上盘在坑上给她做伴。”“骗人!”“不信你打听打听，谁敢进老太太的屋?”“你见过?”“没有，我给老太太送柴，只进过外屋。有一回她从墙角大缸里掏出几个梨，我们三个人都吃了。回来走到半路开始头昏恶心，一个吐到小河里，一个吐到村口，我身体最棒，睡到半夜也起来吐了一气。”大家都默不作声。

    我害怕了，仿佛看见了山精树怪，从此再敢靠近石屋。

    可我们有地在那山上。那年冬天我常常闹病，正赶上“男女老少修梯田”，也不敢请假。有一天发高烧，一下子晕倒在北坡上。我也不知怎么就躺到了大娘的炕上。我想跑可跑不动，外面漆黑的，这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吹入耳鼓:“醒了?可好了，可怜的姑娘。”也许是昏黄的油 灯下那头晃动的白发增加了我的安全感，也许是我身子太虚弱了，反正一惊一吓，我又睡去了。

   一连几天我躺在石屋里。烧一退时，我就用眼睛小心地搜索着炕上，那个洞黑黑的，真有碗口大小。那条蛇呢?会不会出来?

    感冒好了，我的中耳炎又犯了。流脓淌水，头昏脑胀。大娘常常折一根条帚苗，缠上棉花替我掏耳朵，蘸脓，我难受得不耐烦时，头就扭动起来，一下子，条帚苗不知戳到了哪，疼得我直流眼泪。大娘慌忙抱住我，浑身颇抖着，“不疼、不疼，疼了该想家了。”仿佛不是我在任性，而是她做错了事。一刹那，我的心融化了，偎在大娘的怀里，把她粗糙的，带着泥巴野莱味的手贴在我的脸上，一种比小时候依赖姥姥更深切更亲呢的感情在胸中生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