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的优良传统

    我是公元1917年从北京畿辅中学读完一年级后转到母校二年级攻读的。由于母校是当时全国模范中学，做父母的总想自己的子女能考进这全国闻名的中学。

    当时母校是四年制中学，所以我在1920年暑假毕业。同年共毕业两个班约一百人，我们得甲等的共四人，每人由学校奖一本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1937年抗口战争开始我把它留在南京。张饪哲的一本曾被他带到后方，足见他对这本纪念品的爱惜与重视，我远不如他。

    当时校长是韩振华，他是日本东京工业学校毕业的。教务长姓张，绰号是“煤铺老板”。数学程老师，解放后在北京大学教书，1962年春节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时，师生同桌共餐，真是难得。英语老师赵述庭，1953年我在上海华东师大兼课时，还见到他。化学吴老师是一个高个子。博物老师李泰芬。这些老师都是给我印象较深的中学老师。

    每天上午10时做工间操，韩校长总是参加的。下午课后集体到操场运动，我爱踢足球。母校使我喜爱运动，爱做工间操。今虽年已八旬，仍甚健康，不能不归功于母校!

    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数学，程老师非常地好!个个习题都要做，几何用温德华氏几何学(英文本)，习题也用英文解答。这两个习惯使我在日本东京高师数学系读书时，所有习题，老师虽然没有让学生做，但我仍然每习题都做，而且都用英文解答，博得日本老师的赞赏，经常在日本学生中表扬我。遇有难题，学生去问老师，老师多告诉他们，你们先去问“陈样”，不会时再来问我!这样的荣誉应归功于程老师。

    博物李老师，老在黑板上写一大篇笔记，要学生抄下来，他的一手好字，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这就养成我读书爱写札记的习惯。即看一本书，总要把它重要部分摘录下来，以备后来参考之用。1955年党命我写一本“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出版后，苏联科学院因为此书内容丰富，省得他们去找很多参考书，把它译成俄文出版，这种荣誉归功李老师培养!

    英语赵老师，总是手拿着课本边走边念，要同学们跟着他念。记得有一课讲到有关人生观的问题，他说:“人生观就是三个“W”的问题，即:Why, Whom, How三个字。也就是“人为什么活”“人为谁活”“人应该怎样活”。我经常以这三个“W”问题问自己。到解放后，毛泽东著作给了我以明确的解答。赵老师对学生非常认真严格，记得有一次，坐在我桌旁是一位华侨姓严的同学，他有一题解答不出来，我就写一张条子给他，被赵老师看见了，记我一过!这是我无纪律、自由主义的表现!1953年我们在华东师大教员休息室碰到时，还提起这件事，大家都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