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的人生道路(2)
的轨迹上前进。

    这里必须说一下我的外祖父李锡九。他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又是资格很老的秘密的共产党员。他原来奔波国内各地，1932年定居北平和我们住在一起。他给我的影响十分巨大。从他那里，我认识了一些革命前辈，知道了世界上有“赤俄”，中国有共产党、苏维埃区，有“八一宣言”等等。这些对以后我加人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何梅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华北广大领土即将沦丧。国难日深，人们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在悲愤中仿徨、思索着，终于在党的领导下爆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喊出久压在心底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雄壮口号。我因为不愿意被统治者办的报纸封锁，早已自费订了英文日报，“从中看到简短的报道，于是在“一二·九”的次日，即10号的中午同学们围着火炉烤白薯时讲了这一消息，同学们七嘴八舌热烈议论起来。那天下午一上课，我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全班一致决定成立学生会，立即行动。老师也是爱国的，礼貌地退出了教室。那天课后有全校的音乐会。我们参加后按计划办事。主持人刚宣布开会，我立即站在原地的凳子上声嘶力竭地讲述，昨天有不少学生冒着军警的毒打和水龙头威胁而举行示威，我们却在这里安静地听音乐会，号召同学们立即行动。然后，全班同学退场。这就是同学们有时还说起的大闹音乐会。回想起来，这样的举动当然有些幼稚，但是同学的热情、义愤毕竟是难能可贵的。果然，一石击起千重浪，全校的课堂、操场、宿舍里都在谈论“一二·九”了。接着“一二·一六”那天，有少数外校的同学受伤后被军警追到我校操场，本校的一些同学忙于为他们包扎抢救。从此，“一二·九”、“一二·一六”燃起的救亡火把，在我们学校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接着，本校有刘家栋(甲三)、叶英(郭一鸣)等四位同学，参加北平学联组织的南下农村宣传抗日的活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南下的同学们创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在党的领导下、以进步分子为骨干，半公开的青年组织，在学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快，“民先”在各个学校里发展。师大附中建立“民先”分队，大约是在1936年3月，最初只有十来个男女同学。我也参加了，不过建队仪式却记不清了，只记得立誓要参加救亡活动挽救国家。学校的“民先”分队发展较快，曾经达到七十多人，成为一支活跃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