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的人生道路(3)

    “民先”队有各种形式的活动，经常讨论时事，跑到街头宣传，唱救亡歌曲，看进步书籍，举办壁报和出版刊物，进行野营学习游击战术等等。在活动中，大家自觉自愿，心情舒畅。当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为了赞助团体经费，宁肯节约伙食钱，不止一次跑到学校旁边大饼摊上，一顿饭只用十几个铜板。活动的阻力也有，主要是来自受国民党影响较深的同学。除了彼此之间正常的争辩外，他们对我们进行污蔑，以至公开殴打。我们自然予以还击。至于老师们，应该说他们是爱国、热心教育、程度不同地支持我们的，其中就有我终生难忘的李澄之老师、教务处的杨宝琴老师等人。只是在1936年才有像熊梦飞等这样反动的三两个教师，理所当然地我们同他们展开了斗争。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人，我思索越来越多的问题，从当前时局到中国社会的性质、前途以及人为什么活着等。那时千方百计找进步的、马列的书报，如饥似渴地阅读，寻求答案。我经常把问题、答案和同学们讨论，往往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越钻越深，越研究越有味道。我的觉悟明显提高了，我认识到只有解放劳苦大众才能解放全人类，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而要求加人党的组织，不仅要献身于祖国独立，更要献身于人类解放事业的思想萌芽了，逐步增强了。

    1936年暑假，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同班同学袁汝铺被开除。他直截了当地找我谈话，说他是C.Y(共产主义青年团)，现在被迫离开学校，但学校里不能断线，他问我是否愿意加人C.Y。这次谈话，有些意外。不过，我立刻感到热血在沸腾，肩上的担子好像加重了。我永远清楚地记得我和由我介绍的同班同学杨伯蔑(宝深)两人宣誓加入C.Y时的情景。在宣武门外一个会馆里，把一本印有列宁像的书放在桌上，两人同时举起右手对着列宁像宣誓，监誓人是中共区委的一位同志。举行宣誓的前一天，我彻夜未眠，翻来复去想了许多，如果被捕了怎么办?如果牺牲了是否值得?我当时非常疼爱自己的母亲和家庭，很自然地想到万一离开了会不会痛苦?直到最后，下定决心献身于革命事业。第二天，毅然地去宣誓了。如今，袁汝镛、杨伯a两位同学都已病逝。写到这里，不禁神伤有些难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经过我和杨伯簌的努力，很快从进步同学中吸收了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