鹊巢思念(2)
战争封锁区里的人拿到了通行证和火车票，纸片虽轻而分量无比。 我当“知青”的地方发生过地震，因为不在震中，倒也没有伤人，然而别的什么却使一个女同学精神失常:为防地震而搬出搬进的时候，她的日记被人拣走，并从中找出了什么“反动言论”。

    她被抓进了拘留所。这样的消息使我在日记本、信纸上落笔的时候，自己就充当刀斧手，把思想的植株连枝带叶，尽量砍削删剪，只留下最干巴巴的事务性记录，不要议论，不要评价，不要理想的抒发，也不要情绪的流露。当思考成为有罪的时候，思考的空间封闭了，思考的能力萎缩了。当我坐在北大阅览室里天蓝色的塑料折椅上，望着四周光滑的白墙，光滑的打蜡地板，光滑的塑料贴面书桌，以及自己老茧褪尽的手中那支光滑的钢笔，要应某刊物之约写一篇文章谈谈我的经历、我的大学生活感想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对于可以发表感想这一件事产生的感触，远甚于其他。然而，我却得重新学习怎样表达那些原先不须表达的思想，并且担心那些思想由于不表达而已经消散失落，甚至根本就不曾产生。没有空气，再强的翅膀也不能高飞，何况这翅膀本身也因长久不用而软弱退化了呢。

    精神方面的自由竟是带着某种心理压力一起来临的。这也许就是被称作“逃避自由”的心态的形成原因之一吧。不过我总觉得这种说法，对我们来说显得太奢侈了一点。在超越之前，我们先得起步;我的感受是浅显而直白的。尽管我的父母已经平反，我还是为不再有人查询你的家庭出身并以此决定你的命运感到高兴。尽管我的上级不反对青年人人学深造，我也为不需要经过个人的恩准而经过考试进人大学的方式感到高兴。不会因为你写下了什么而被关押，不会因为你说了什么而被批斗，也许，只有亲历了“文革”十年的人才特别体会到这一种安全感的宝贵。精神的乌云在消散。第二教室楼，是北大教学楼中外表最不起眼、最少装饰、最为简陋的一座，但“二教”那些其大无比却又总是座无虚席、连过道上和窗户上都站满了人的阶梯教室，给我留下了最为强烈鲜明的印象。在那里举行的各式各样的报告会、讨论会上，富有想象力的议题，认真诚挚的气氛，大胆求索的热情，都曾经唤起了我如同观看鸟儿在蓝天展翅那样的感觉。

    在北大，我经历了最初的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当然，并不能说这是北大所给予的。因为在那思想封闭、精神压抑的年代，北大也一样蒙受过耻辱和不幸。然而，在一个转变的时代，北大的民主和科学传统，北大的学术精神，以及那种由一代一代师长和学生形成并保留下来的学校性格，在70年代末给我们提供了深厚的精神的滋养。 人们常常把从前上过的学校称为“母校”。母亲生养了我们，学校教育了我们。以母亲比喻学校，在我看来，这种比喻是非常深切而强烈的，以致我生恐这一词语被用滥了而成为缺乏意义的套话。我应当坦率地说，我的精神的胚胎并不是北大所给予的，但是，北大给过我真正重要而宝贵的教益。这些教育内化于我的心灵，成为我的一部分，使我常常想起北大，也想起北大校园里的鹊巢，愿它平安! 1987年10月 王友琴，1952年6月生，江苏苏州人。1965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