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北大

    1951年5月初徐光宪和我从美国来到北京，满怀对新中国的激情和对首都的美好憧憬。唐敖庆教授介绍我们到著名的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至今已整四十七年了。 那时北大理学院在沙滩，我们暂住红楼。不久校方让我们去住黄米胡同一小间，实在太小，放不下仅有的几箱书和衣物。好心的张龙翔教授腾出他家后面一两间房来，但他的母亲有点不乐意。光宪一气之下，把那几只箱子搬上一辆三轮车回了红楼。四十年后我们去燕南园看望张教授时，还提起此事，表示歉意。他笑着说:“那时你们年少气盛，见怪不得。”化学系主任孙承愕教授也腾出了他家一大间后房，终于让我们住了进去。不久，曾昭抡和俞大纲教授把他们在中老胡同的一座精美小院房让给我们住。有了卧室、书房和客厅，十分高兴。大女儿在那里诞生，还可以请个小保姆管理家务。院子不大，住着几家著名学者，如冯至、朱光潜、张景铺、丙沐。庭院中央花坛种着一些花草。清早、傍晚可以和芳邻相逢，谈上几句，很是愉快。在北京有了一个家，也就不再作南归之想了。

    这只是一年多点时间里的故事。 1952年院系调整，我们留在北大，但要迁居到海淀中关园新建的一大套平房中去。记得那时从动物园往北，马路两边少有人家。田野青青，一派郊区清静风光。中关园刚建起一排排平房，房前小院尚未种花栽树，甚至还没挂上门牌。我一天夜归，竟找不到自己的住宅。不过很快，同事们都搬来，热闹起来了。我家门外和大家一样也筑起一道短篱笆，种起各色花草。其中有一树月季，春天竟开了一百多朵黄红色大花，引得路人驻足观赏。家里有了一个大客厅，邻居的中、小学生常来看电视。一次国际乒乓球大赛，来了许多人，结束后，保姆收拾房间，不觉惊喜地叫起来:“看!今天我们还拣了个男孩!” 原来他蹲在门旁呼呼睡着了。中关园有一条小溪，架一石桥分隔成了沟东、沟西，我家在沟东。溪中芳草、流水，春夏天还能听到蛙声。园内柳树渐成荫，我骑车出北门，经过一段沙石路和一家桃园，便来到新建的化学楼。初夏晚上，我从实验室出来骑车回家，风飘飘吹衣，邻家篱笆架上蔷薇阵阵送香，各家灯火相映，光宪也尚在伏案工作，一切是宁静、安乐。

    每逢佳节，我们总要到园里散散步，看看柳梢明月，听听邻家孩子 歌声笑语。冬天大雪纷飞，火树银花。曾有一次，我们带着两 个大女儿在未名湖冰上溜着玩。在来北京前我们曾想过要学会 滑冰，谁知一直很忙，只有这次算是圆了一场冰上的梦。我们 在中关园276号大平房里就这样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十多年。 随着国内风云变幻，住房紧缩，我们搬到了中关园69号。 那是有四扇房门通向中间小客厅的一套平房。我曾开玩笑说: “可以在各房间转来转去，像小白耗子似的。”房前也有一块小院地，我们无心种花，姥姥喜欢种花生、向日葵。不多时，我们去江西鲤鱼洲农场，两个大女儿分别下乡，去云南和黑龙江建设兵团，家里只有姥姥管着两个小的。1971年光宪从鲤鱼洲、我从德安相继回校。一进门，最小的女儿横躺在椅上啼哭，我一把将她拉起说:“爸爸妈妈都回来了，不哭了。”

姥姥从厨房迎出来，高兴得流泪。一家得团聚，尤其是大的孩子们轮流回来探亲，更显热闹。但在这里也只住了二三年，房子要一分为二，供两家住。于是我们又搬到中关村25楼二层去住。那里只有前，后两大间，旁边朝南两间，分别有两家好邻居住着。我们只得用上下铺，姥姥睡下铺，床下、桌上都堆满了书，紧凑得很。说好邻居一点不假，他们两家也都有孩子，够挤的，但他们多方照顾我们，十分友好热情，真是难得!这里也只住了二三年，我们要搬到校西门外蔚秀园去。 蔚秀园内也是一片新建楼房，不同于中关园的是蔚秀园设计精巧、秀丽，有水池、有山坡、树木茂盛，环境宜人。我们住在楼下一层，与王竹溪教授家对门。房子比较宽敞，但我家人多，还要用上下铺。屋前种花、屋后种竹，我们打算长住了。1976年两个大女儿先后从云南和黑龙江回来，去工作或上学，一家七口，是我家全盛时期，虽然很挤，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