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长大是一种福气

    当年背起行囊向家人道别之后，头也不回地上了一辆出租车的场面，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我不想说那是因为幼稚，因为一个走向北大的堂堂七尺男儿，实在不廿于和“幼稚”联系起来。可是四年求学之路走下来，发现有一些烙印就是那样深刻地印在我的皮肤上，我的一举一动中，我的心里。有些软绵绵的东西和我强壮的肢体水乳交融，不可分割。曾经以为永远脱离的东西，其实一生在其掌握之中。就像神通广大年轻力壮的瑚缈无论如何也逃不出睿智狡黯的老前辈的手心。 对于家庭的叛逆之情在我是与生俱来的。小时候，行伍出身的父亲总是像对待他手下的战士一样训练我，教导我。早睡早起这种占已有之的训诫自不必说，吃饭走路时手的不同位置和姿势可谓一言难尽，如果说晨跑的习惯我还能坚持的话，则冬泳对我而言实在不可忍受。

    父亲不是那种喜欢把自己的喜悦和满足直言不讳的人，但他会加倍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失望。实践在我的身上，就是粗暴的责备。好在他并没有更为严重的体罚，但仅此已经让我不可忍受。而母亲的过于逆来顺受和对我们父子二人的一味迁就也使我有几乎窒息的感觉。小学的时候，我放学后总是“必须”在一定的钟点回家，包括周末也不可以和朋友们去踢踢球，喝喝汽水;中学的时候，我仍然没有零用钱，不能买自己喜欢的护腕，不能请女孩子吃冰淇淋。我当然知道，踢足球和“泡妞”不是什么必须做的事情，但是就因为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许多“不能做”的事情对我而言都成了诱惑。读的书是父亲指定的，虽然偌大个书柜里的其他书已经被我偷看了大部分;写日记也要有一定的长度限制，每天被检查……

    我想我填报志愿的时候没有按父亲的意思填报家乡的军事院校，而是选择远隔千里的北京大学这所素以“以人为本”著称的大学，也是为了尽量脱离父亲“势力所及”的范围，脱离家庭的控制。 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每周给家里打一个电话，每月写一封信，次数实在不能算多，但是已经像是例行公事。父亲在电话里依然叮嘱我不要和哥们儿去喝酒，不要过早找女朋友，甚而至于研究学校的地图，都给我规定了一条从宿舍到湖边的晨跑路线。母亲就是一味地提到气候变化，伙食状况云云。其实别的父母应该也是大致如此，只不过在我的眼里，这些尤其不可忍受。后来我的家信还是写，电话却不怎么打了。 最最简单的政治经济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说话的权力，也没有真正独立的可能。

    我的兼职轨迹从家庭教师做到律师事务所助理。到大二下学期，我已经扬言不再向家里索要一分钱，而这时，我不见父母已经整整一年，包括春节。春节不回家的理由是准备一篇学术论文不可中途罢手。父亲没说别的，只告诉我务必做到最好。母亲掉了几滴眼泪(放下电话后，应该不止几滴)，仍然叮嘱我照顾好自己。在那个清冽的冬夜，我蜷缩在宿舍的一角，吃着中午从食堂打回来的凉饺子，有种慷慨高歌的悲壮欲望。出去踩踩北京的除夕雪，发现并没有像东北老家的大雪那样吱吱做响，也许这里的雪也知道我无论如何努力都注定是个外乡人，因此不作配合。而我的野心，我的脱离家庭的野心在那一刻也曾经有所收敛。 大二下学期，我觉得自己赚够了一笔钱，于是出去租了一间房子，开始过真正独立的生活。那时我有一个现在看来显然是没心没万肺的女朋友，她经常去看望我，玩乐，购物，我们都对家庭只字不提。我在家信里没有说过赚钱的事，更没有提及我的房子。在这期间，父亲打过几个电话到寝室找我而不得，在和我通话的时候就显得有些愤愤然，明里暗里提醒我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