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涉足“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这个题目是在19%年，那一年我刚开始招收研究生。在一次课堂讨论中，我和学生一起探讨“诗性”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意义，研究生们分为两派，正方是“成也诗性”，反方是“败也诗性”，双方争论得很激烈，从成败之争扩展到中西之争、古今之争。问题并没有解决，但问题的提出以及争论本身就很有意义。当然，现在回想起来，十年前的争论存在两个误区:一是以西方文论为正面价值取向，因为西方文论从传统到现代都是哲学化和思辩性的，所以中国文论的诗性传统被视为一种弊端;二是没有看到西方文论其实也有着诗性的一面，虽然不是主流。这次讨论过后，我和研究生董玲合作写了一篇《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剖析》，刊于上海的(学术月刊))1998年第10期。

维柯说，事物的开端决定事物的性质。就这一课题的研究而言，肇始期的情状最终形成此课题研究的两大特征:一是研究视野拓展于中西、古今这两个广阔的维度，二是研究方式一头一尾是师生合作。

先说研究视野。中西维度是“借石攻玉”，古今维度是“依经立论”。“诗性”这个概念出自维柯的《新科学》，属于“他山之石”。经过我一番打磨，成了一个中国文论的问题，变为本土之玉;而这个打磨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依经立论的过程，我所依据的“经”，既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就本土经典而言，依《道德经》的“反(返)者道之动”，我找到一条返回元点的路;依《南华经》的“三言”，我找到中国文论诗性言说的文体之源。十年来，围绕这一课题，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原始思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反(返)者道之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化人类学视野》、《文备众体:中国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等。这些文章，或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学术年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刊物转摘，或获得湖北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

次说师生合作。我指导研究生，无论是硕博士还是博士后，都是采取课题攻关的方式:一届(甚至连续几届)研究生就是一个课题组，在我所主持的科研项目之中，每一位承担一个子项目，而这个子项目就是他(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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