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人生(2)

    繁漪则属于另外一种“把一些美了的人描得更美”的人。虽然人们也承认在她的内在精神中有着阴鹜优郁的一面，有着顽强固执的一面，可是每每品评作品的时候，读者都习惯上对这种人的心态正确与否持一种较为模糊的态度，即坚持她的性格是在“封建压迫的温床上滋生出来的”。我并不赞成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完全赞成。封建压迫下依然有着温柔贤惠、逆来顺受的贤妻良母，也有揭竿而起如秋瑾之类的“义士”，为什么作者偏偏选择了这样一个性格阴暗又与其儿子有着暖昧关系的人来作为对封建世俗喊出控诉口号的人呢?关键在于曹禺先生的“生存观”决定的。繁漪爱着周萍，爱着这样一个卑怯、优郁且不负责的人，这是“时代的不幸”，更要问她的命运，为什么让她落在周朴园这样的家庭中，落在“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中。作者告诉这世上所有的人:人生来就是挣扎着的，痛苦是命运不可扭转的枷锁，谁也不能拯救悲惨的命运。命运即两难的无奈，要么在铁镣下消沉至死，要么带着铁镣翩翩起舞。

    所以我认为:把繁漪推上妇女解放运动领袖的圣坛是对繁漪以及像她一样在命运的枷锁下挣扎着的女人们最大的不公，即繁漪并不等于反封建，在非封建的社会里，繁漪也会这样做。

    “挣扎”与“拯救”之间的关系为:“挣扎”即是一种“自我的拯救”，而“自我的拯救”不免又会沦落为“另一种更为无效的挣扎”，这种类似于悖论的命运观才是曹禺先生最想表达的东西。可惜这位天才的剧作家被落后于他的时代和人们在“捧杀”的同时，也“骂杀”了。这真可谓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沉重、最发人深省的一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