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国(2)
个人对我们的关心，而是党和祖国人民对我们的关心。
为了对我们这些国人皆日可杀的人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抗美援朝时，战犯管理所请来了一位志愿军军官给我们做上甘岭战场的形势报告。报告人以丰富的事实，生动的语言，把我们的心紧紧抓住了。找听着听着，热泪夺眶而出。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多少可爱的人——志愿军宫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我过去却干着出卖祖国民族利益的肮脏勾当，对比之下，我是多么可耻、可恨、可恶!这位气度不凡的军官，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赫赫有名的陈赓将军。
党和祖国人民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使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所以，我决心改恶从善，弃旧图新，回到人民的队伍中。一九六O年，继溥仪之后，我也得到了人民政府的特赦释放，开始了新的生活。
祖国，同样是自己的祖国，过去暗无天日，任人宰割、挨打，现在到处阳光灿烂，喜气洋洋，气象万千。我回到北京城，看到故宫，见到亲友，来到人民中间，一切都变了，简直是天翻地复的变了！人民已经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正在辛勤劳动，努力改变过去由于我们的统治留下的落后面貌。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常常使我感慨万分，我决心努力改造自己成为新中国人民的一员。
我从抚顺特赦到北京不久，敬爱的周总理就接见我和溥仪。周总理对我们说，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政策是赦人不赦罪。总理还关切地询问我将来希望做些什么工作。我生硬地回答，到工厂、农村都行。总理听后问道，你说心里话，你真的希望将来做什么工作。顿时，我的心里热呼呼的，久久才说，我平生最喜爱的是文艺方面的任何工作。总理听了，点点头说，你还是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好。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我被分配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参与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一直到现在。
过去，我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我却从来没有享受到家庭的乐趣。我的妻子嵯峨浩是日本的华族、磋峨实胜侯爵的长女。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我们于一九三七年在日本结婚。当时，日本关东军视溥仪无后，企图通过这一婚姻来强化所谓“日演一体”。所以，我们结婚不久，关东军便起草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皇帝的弟弟也可以继承皇位。显然，这是一种“政略婚姻”。抗战胜利后，我被捕了，我的妻子就带着小女儿婿生回到日本定居。我特赦以后，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同妻子团聚。溥仪对人民政府的政策还是顾虑重重，担心我与嵯峨家族姻缘会带来麻烦，他为我日后的生活着想，劝我与妻子一刀两断。但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妻子为了我，流亡到日本，等我十多年，现在我怎么忍心把她抛弃呢?正在我疑虑，苦恼的时候，周总理又亲自关心我的家庭团聚问题，为我们夫妻团圆创造良好条件。一九六一年，我的妻子带着小女儿婚生从日本回来了，同行的还有我的岳母嵯峨尚子、妻妹盯田干子等人。周总理听到我们全家团圆的消息，特地接见我们，还同我们合影留念。他风趣地对我妻子说:“过去王宝翎等了薛平贵十八年，现在你但相见了，可是溥杰不是当了薛平贵，而是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了。”从此，我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开始过着幸福的下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