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化”建设
我是一个德国血统的中国人，出生在柏林，原名奥蒂里·卡塔林娜·弗兰克尔，今年六十四岁，在中国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我已度过了四十四个春秋。
一九三四年，我还是柏林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年轻的女学生。一天，在我家附近景色秀丽的小沏边，我结识了一位中国留学生。他谦和好学、诚实正直，和当时那些穷凶极恶甚嚣尘上的德国法西斯分子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常常兴奋地对我述说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谈论他的理想和对时局的看法。中国人的优良品质对我产生了极大的魅力。我们经常在一起散步，谈心，十分亲切，我俩相爱了。翌年，我俩结了婚。那时，德国当局歧视中国人，规定凡与中国人结合，便要丧失德国国籍。我不顾那些官员们1W夷的神色和白眼，毅然办好了一切出国手续。当我在自己的护照上填上一个中国名字——“汪小玲”时，心中充满了对这个文明古国的美好憧憬。海轮穿过大西洋的波涛驶向遥远的东方，我和爱人并肩站在甲板上，深情地向前眺望着，从此，我的命运就与中国紧紧地联在一起了。
回到中国不久，日本法西斯大举侵犯华北，抗日战争爆发，作为一个来自异邦的中国公民看到国土遭受战火的蹂躏，我感到非常愤怒，觉得自己有义务来保卫自己的国家。于是，我告别了爱人，参加了战地救护队，走上了抗战前线。我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山河破碎，人民受难，真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有一次，国民党军队大溃退，大官急于逃命，竟将还未死的伤兵也埋掉，我坚持要抢救，可是他们却叫人抬来几个早已断气的军官，硬逼着我“急救”，难道活着的士兵竟不及死亡的军官?我气愤至极，坚决不肯，他们就将纱布、绷带一抢而空，用来给死官们裹尸。这样的人当道，中国还有什么希望?我感到十分痛心和失望。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当局更不象样子，接收大员们到处“劫收”，大捞不义之财，市场物价飞涨，特务横行不法，人们稍有不满，便遭到迫害，连我也被怀疑为共产党。在动乱中，我和爱人含辛茹苦，颠沛流离，从成都到武汉，又到南京，最后来到上海，我爱人总算在江湾一家药厂找到了工作，从此在上海落脚。我则找了几家学校教外语度日，但不久便失业了。那时，我常常纳闷: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究竟在哪里呢?我问爱人，他也非常茫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