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化”建设(2)
就在那黎明前的黑暗时刻，我患重病住院开刀。可是爱人做事的那家药厂已连职工的薪水都发不出了。爱人好不容易七拼八凑借了些钱让我开了刀，却没钱继续住院治疗了，伤口还未愈合，我只好在大风大雪中挣扎回家。就在我卧病不起的时候，溃散鼠窜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还冲进我家来抢钱，可搜索了半天，却什么也捞不到，只好骂骂咧咧地散去。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在我面前展现的社会主义中国生机勃勃，阳光普照。几年之隔，新旧中国已宛如两个世界。我青年时代曾怀有过的美好理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这时，我才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看到英明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当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答应:只要我提出申请，便可以恢复我的德国籍，但我决心做一个中国人。当我领到了一张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中国国籍证明书时，心中无比激动，多少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
我热切渴望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抗美援朝时，爱人作为反细菌战专家前去东北，我想自己有战地救护的经验，也向组织报名要求上前线。组织上考虑到我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没有答应我。领导上了解我喜爱医务工作，便安排我去同济医院进修，还指派专人帮助我学习，使我顺利地通过了学业。经过实习，我当上了一名耳鼻喉科医生。我爱人也被调到市卫生局药品检验所工作，一九五六年被评为一级研究员。
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政治上信任，业务上重视，生活上也非常关怀。记得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组织上常派人给我送来鱼、鸡蛋和面包等。当时看到全国人民和领导干部生活都那么艰苦，而我却受到优待，内心深感不安，可是组织上一定要我收下。在那些岁月里，尽管我也遇到一些困难，但同事之间互相帮助，亲如一家，我心里总是无比欢畅。我曾写信给我在南美一个国家当医生的哥哥，将我在新中国的幸福生活和自己的感受告诉他，不料信件被那里的当局拆检，哥哥竟被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而流放到原始森林里去做苦工。听到这个消息，我深深地为哥哥还生活在那种黑暗的社会而感到担忧和难过。
一九六四年，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调我到教育系统工作。但不多久，“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正常的工作停止了，天天批判、斗争，接着还爆发了武斗。许多人在武斗中受了伤，我想:他们都是我的同事，我不忍心看着他们流血。于是，我又背起急救包，不管哪一派的，凡受伤的我都去救，自以为这样或许能弥补一些损失和牺牲。那时候，我真不理解:为什么安定幸福的生活不要而硬要这样折腾?不久，我的爱人也被戴上各种帽子而“隔离审查”。我的小女儿，受不了可怕的株连和打击，竟含恨结束了她那二十三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