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6)
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这期间提出的一些正确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也有长远的意义。但是，由于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纠“左”的努力，还局限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因而形势并没有根本好转。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根本问题是经济工作中的平衡问题。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初期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基本精神是纠“左”。7月14日，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陈述意见。他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与会全体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对彭德怀等人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批驳，认为是右倾的表现。于是，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8月2日至16日举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认定彭、黄、张、周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随即在全党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
“反右倾”斗争造成严重后果，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令人痛心的状况，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是不应忘记的。
四、“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和政治上“左”的错误的发展
在严重困难面前，全党上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毛泽东在1960年6月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以十年时间去调查研究它。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表明: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发现紧急指示信还没有完全解决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重大问题。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6月，取消了农村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9月，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
八字方针贯彻之初，工业的调整力度不够。9月，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时，中央发布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实行后，国营企业一系列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工业调整有了明显的起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