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名中委缺席四中全会 3名中委为什么缺席、原因是什么？(2)

出现频次历届最高的“党的领导”

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历史任务各有不同。

四中全会公报开宗明义，提出“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要“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实际上，这段话可以理解为，中共现在既要活力又要秩序。如果三中全会更主要的任务是通过全面深改来释放社会活力的话，那么四中全会无疑是要通过依法治国，为更理想的社会秩序而战。

为此，公报在结尾再次将两者相提并论，“全党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当然，四中全会的公报丝毫没有忘记习总甫一上任时“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宣示。文中虽然以13处强调“党的领导”的高频次创造新纪录，并且更明确地点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但却有更大量篇幅在事实上指向了对执政党的自我约束。

这种约束的方向有二：党纪和国法。公报上的这句话，“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很显然，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果仔细阅读公报，可以发现，有多处文字均是在呼应这两句话。

比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各级领导干部……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完善党委依法决策机制”，“坚决查处执法犯法、违法用权等行为”……这些相对具体的要求，指向明确，就是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

再比如，“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这就是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其实“党内法规体系的完善”是个很大的问题。按照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的说法，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我们通常说“党纪国法”，也并不意味着党员干部只接受党纪的处置，而不用受国法惩治。

实际上，此前几个月中纪委官网一直在论述一件事，那就是党纪只会比国法更严。这一点从许多官员接受调查时的新闻稿中就能看出来，包括今年最大老虎在内的许多老虎倒下时，说法是“涉嫌严重违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违法，只是需要进一步查实。还有今年中纪委通报时对“通奸”一词的使用，就是引据“党纪”，而非“国法”，因为前者规定更为严格。

十八大以来，中共肃贪之严厉，作风整顿之认真，国人拍手称快，世人有目共睹。但也有外界将之解读为“权斗”、“运动式反腐”，四中全会表明，这些所谓的观察者实际上要么对中共党内的规范程序不甚了了，要么故意对其依法从严治党的决心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