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促教育的民主、公平、平等

深化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改革、高等院校综合改革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通过对口支援等方式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继续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课程)录取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国教育领域改革动作频出，其频次与力度，使得2014年担得起“教育改革年”之名。

高考制度改革，这是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清华、北大和上海“两校一市”改革方案出台，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出台，职业教育发展进入新纪元……行进中的改革，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来自教育领域的代表委员，对这些事务进行着审慎的思考。

民主：构建在大学“宪章”之上的管理体制

“没有一流的治理，出不了一流的大学。高等院校综合改革，核心是要做好学校治理体系的改革。”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表示，高校综合改革是高校重大任务，不同高校有各自的定位，但可以肯定的是，围绕学校章程完善治理体系改革是所有高校必然思考的重大问题。

近两年，教育界出现了一个词：“依法治校”。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在今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依法治校”有很多工作要做，全国高校陆续启动的大学章程制定是其中之一。

高等学校章程有大学“宪章”之称，上承国家法律法规，下启内部各项规章制度。但在2013年之前，全国1600多所公办高校拥有章程的仅数十家。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大学章程制定开始提速。到去年为止，教育部已完成所有“985”工程高校章程的核准发布。朱之文说：“高校管理必须建立在民主科学决策的基础上，发挥师生员工参与民主科学管理的作用，需要一整套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制度保障体系。”

“说起来有点心酸，长年工作在学校，我们这些教书的也不知道自己有哪些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权利。学校治理教师能起到什么作用？”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章义和认为，高校教师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利，要通过制度化方式确认。

“教职工代表大会是学校教职工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基本形式，学校工会是教代会的工作机构。”章义和研究了截至2014年10月教育部核准的47所高校的大学章程，发现只有38份章程对教代会职权作出规定，只有13份章程对教代会代表作出规范，只有3份章程涉及教代会程序、议题、表决、效力等议事规则。

“教代会制度规范不完整，将影响教职工民主权利的实现，导致大学治理结构的失衡。”章义和为此撰写了一份提案，建议负责大学章程核准的教育行政部门严格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从教代会性质、教代会职权等六个方面对大学章程进行核准，一旦发现缺漏或模糊，及时提出修改意见。

公平：西部大学最想得到改革红利

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2015年工作时，提出要“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这一表述把“公平”和“质量”放在了天平的两端。报告指出，要“通过对口支援等方式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继续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的高考录取率”。借助教育改革修复一直存在的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也是众多代表、委员的呼吁。

还是说高等教育。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马德秀在政协大会发言中列举了一组数据：中国西部普通高校数量和在校生数量均为全国1/4；但是，中央部委直属高校113所，西部地区只有17所；13个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中，西部占有8席；全国“985”高校39所，西部仅占7所。马德秀的观点是：“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要上水平，关键在西部。”

西部高校呼声响亮。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郑强说：“西部大学最想得到的是改革的红利，结构上的红利。既然航母可以下水，神舟可以飞天，什么时候也让我们地方队成为国家队，在13个没有中央直属大学的省份中挑选几所大学成为中央直属？”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说：“海南省的博士点、博士生数量都很少，一所学校只有40来个博士招生名额，根本不能满足科研和地方需求，希望博士点和博士生招生数量能够增加；希望国家对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地区的地方重点大学给予生均拨款支持；希望中央进一步规范和梳理地方高校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

根据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赴西部调研的结果，除了经费和人才，西部高等教育还有其他值得关注的共性问题，比如西部高校发展模式趋同，追求外延式发展。马德秀在大会发言中指出：“不少西部高校依然在走中东部高校十几年前发展的老路，搞硬件建设、扩学校规模，内涵式发展和质量提升方面重视不够。筹建新校区、大兴土木，学校背上沉重债务谋发展,负重前行反而受累。盲目求大，普遍追求升格与更名，希望将职业院校升为本科院校，申请将‘学院’更名为‘大学’，大多意在建设成为综合性或研究型大学。这根本上是由于评价体系的指挥棒，导致资源分配更倾向于本科院校和研究型大学。”

马德秀对西部高校发展的建议，首先是优化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布局，对西部高校进行分类指导，完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引导西部高校办出特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鼓励央企、国企与西部联办高职院校。随后是财政支持、人才政策、对口帮扶等等。

平等：高考改革与职业教育

2014年9月4日，国务院公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这份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方案，启动了中国自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也就是坊间所称的“高考改革”。围绕着这份方案的讨论与质疑，持续至今。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认为，高考改革能够促进教育公平，引导考生、学生全面发展，促使考生有更多机会选择自己愿意读、能激发自己潜力、适合自己发展的学校和专业，“但是要做好很难，要试点、推广、不断完善。”

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的态度流传更广，他在公开场合和网络专栏文章内表达了不同意见：高考改革是舍本逐末，改变不了中国大学毛录取率40%的比例。不管用什么方法考试，最后只能选出40%的人来上大学。关注那些进不了大学的60%的人，解决他们的出路，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如果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劳动者的尊严都有保障，都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都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冲着文凭去参加高考呢？高等职业教育萎缩，毕业生得不到应有的出路，导致千军万马只有一条路，就是上大学。为什么不做正面引导，早点分流呢？

有必要再谈一谈职业教育。国家提出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之后，职业教育对高考的分流作用被寄予更多期望。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对职业教育的考量有了更多维的视角。民建中央提交的政协大会发言认为，职业教育是支撑中国人力资源优化、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其与产业、行业、企业互动所形成的“共生性”关系，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成败。

民建中央围绕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先后赴重庆、江苏、甘肃等地调研，结论是社会上重普教、轻职教的问题仍然突出，受此观念影响，近年来中职招生规模严重下滑，2011年至2013年，依次下滑了57万人、116万人、136万人，中职教育在校生人数从2010年的2238万人下滑到1960.2万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不完善、体制机制不灵活、统筹和监管不够的状况也急需改观。

全国政协委员章义和、张震宇，民建中央等都就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出了建议，“尊严”“体面”“梦想”“出彩”“劳动光荣”“技能宝贵”是其中经常出现的词汇。（钱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