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党和祖国

    我今年四十八岁，长期生活在伟大祖国的怀抱里，为了治病曾一度到过海外，两相对比，我切实地感到:是党，是社会主义的祖国，给了我这个残疾人以温暖和力量，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吐，使我能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战胜顽疾，并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生下来就是个残疾者。从我懂事起，就有一种自卑心理。我十七岁那年，上海解放了。我亲眼看到人民解放军进入这“十里洋场”后，秋毫无犯，露宿街头。一次，我在家人的扶持一下去复兴公园观看文艺演出。当我步履艰难地被扶进人群时，走来了两位和蔼可亲的解放军战士，他们帮我把挤在那里的人群分开，让我能在前面观看，把我安顿好后，又问我可要买一点什么东西。这时我心里一阵激动，两颗热泪夺眶而出。我感到社会在变，人与人的关系也在变，我这个残疾人的地位在变。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可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并点燃了我心胸间的希望之火。一九五一年，报上发表了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同志的感人事迹，我读后十分感动。吴运铎同志不屈服于疾病而千方百计多为祖国作贡献的精神，使我几天儿友睡不好觉。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报告了我的身体状况，并希望能得到他精神上的支持。吴运铎同志很快给我寄来了回信，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他在信中:一个人的残疾当然是种不幸，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失望却大可不必，应该象保尔那样勇敢地与疾病作斗争，应该学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这些话，象一股清泉流进了我那涸竭的心田。此后，我自己虽然还不能直立行走，但我感到精神上开始站了起来。我当时己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人，象新中国的其他青年人一样，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我曾经给自己作过这样的设计:我要做一个文学家，我要用笔把自己对祖国对党的热爱写出来。奥斯特洛夫斯基眼都瞎了，他还能以顽强的毅力写出那感人肺腑的名著来，我的条件比他要好，我为什么不能呢?我相信自己。我能!

    正在这时，我的父母来信，要我去海外治病。信中说，那里有一个整骨医生，打了包票能治好我的病。我抱着极大的希望去了。可是事情大出我所料。在那里，父母信中说的那位名医大敲其竹杠，出诊费先从十五元，加到四十元，又从四十元加到八十元，后来，要价越来越高，竟要我把半年的出诊费一次付清。我一打听，原来他是想卷了这笔款子去美国。这件事使我懂得，在资本主义世界，医生不是为病人服务，而是在围着钱的轴心转。我要求回国的决心使父母为之感动，又把我送回了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