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党

    1961年春，我从第四设计院调往武汉铁路局。39岁才结婚的我和爱人都是干桥梁专业的，两人轮流出差，聚少离多。女儿三岁时，爱人下放到养路工区，孩子在幼儿园得了肝炎，不能人托。一次，领导要我汇报工作，我只好抱着孩子去，局长见了问:“她妈呢?"我说:“她下放工区了，孩子得了肝炎，没人管。”局长听了点点头。没想到下午局长秘书来找我，说:“老尚，局长说孩子可怜，要我给你送来一听奶粉，可不准你偷吃。”那是困难时期，一听奶粉多么珍贵，我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这就是共产党啊。我只有更努力地工作，才能表达我心里的感激，1963年，我递上了第二份人党申请。1965年又递上了第三份人党申请。

    可是，人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我一次次写申请，一次次如石沉大海。这是因为我曾背着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1949年春，我在浙赣铁路，解放战争越打越近，谣传纷起。樟树地区铁路各单位组织起应变委员会，后来，有人受国民党蛊惑，主张炸桥、拆轨、撤走，有人认为有铁路就有饭吃，主张保护铁路，等待解放，应变委员会分裂了。我带领全段工人坚持留下，保护了铁路，迎来了解放军，在炮火中保证了铁路正常通车，援助了大军南下。可是1952年镇反运动，有人提出应变委员会是什么性质?搞破坏?反革命?有人还怀疑我是不是留下来的特务。于是，我成了一个有问题的人，开除出工会，管制半年，每次运动一来就要交待再交待，特别是文革中，抄家批斗关押审讯，无所不历。我反省自问，有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没有，那就要相信党迟早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

    在这样的思想重压下，我干工作更拼命，对自己要求更严格，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几十年中，我克服个人和家庭困难，服从组织安排。我调动频繁，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我在北大荒趟着刺骨的冰河修铁路，被大水围困，十几天没米没盐。在荒山僻岭抓工程，住帐篷，点油灯，数月不回家是常事。下放农村，种菜插秧，放牛挖煤，什么辛苦都经历过了，我从无怨言，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早日改造好，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1970年，枝柳铁路会战，刚从“五·七”干校回来的我被派到隧道工地。隧道工程对我来说是新课题，我不畏艰难，从头学起，白天找资料，晚上钻研，攻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