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戏曲的后花园情结及其意蕴
众所周知，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程中，东方式的哲学观对文学的创作及其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指导意义。其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以孔孟为渊蔽的儒家思想互为表里，共同组成影响古代作家创作的核心因素。在这种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呈现出鲜明的类型化和模式化的特征。作为这种特征的载体，各种模式和类型又各自包含着不同时代，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内涵和意蕴。这其中固然有刘彦和所谓“世情”、“时序”的反映，例如唐朝之诗，宋朝之词，元朝之曲，秦汉之文，明清之小说。也有古代知识分子固有审美意趣的积习沉淀。例如采菊东篱，才子佳人，但无论前者抑或后者，均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及内在意蕴。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众多模式中，其源远流长，作品众多而受到文学批评家的搭配以视。事实上。这佳人种批评自明、清两代“才子佳人”小说的顶峰时期便已出现了。小说巨匠曹雪芹曾在他的《红楼梦》里借贾母之口对“才子佳人”这一模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他们那男的必定是个才高八斗的穷秀才，那女的则是知书达礼的千金，偶尔相见，却将家教宗法抛诸脑后，便去跟人私奔。同到后来，那男的却又必定高中状元，一家团圆。曹雪芹在非议这一模式的同时，也对这类小说的作者及其创作心态、动机表示怀疑。今人于天池先生也曾指出这一模式“无非是‘私订终身后花园，多情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这样的千篇一律的故事”。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多得不胜枚举而又“千篇一律”的作品里，无论其时代背景如何变幻，是太平盛世，抑或是国破家亡;又无论其人物如何变易，是张君瑞和崔莺莺(《西厢记》，抑或是铁中玉和水冰心(《好述传》);更无论其情节铺排得怎样巧妙离奇，在绝大多数的“才子佳人”模式的戏曲小说里，其情节的敷演均与后花园这一场景有重大关系。陈世英中秋之夜于后花园抚琴，“感动娄宿”救了月中桂花仙子一难，以至引出一段人神之间的“宿缘仙契”(吴昌龄《张天师断风花雪月杂剧》)。韩飞卿九龙池上初见柳眉儿，勾动“春心之意”，方才有后花园的一场好戏，又因有后花园的一场好戏才成就这一段姻缘(乔孟符《李太白匹配金钱记杂剧》)。裴少俊亦是于后花园中认识他那“一个好姐姐”李千金，“后花园权做武陵溪”，“成就了墙头马上”，并于后花园内金屋藏娇，一住经年(白朴(《裴少墙头马上杂剧》)。至于张君瑞之跳墙会莺莺，杜丽娘之春睡梦柳生，更与“花园”密不可分。尤其是《杜丽娘慕色还魂》一剧，杜丽娘因后花园而触动春心，又因后花园而与柳梦梅梦中相会，死后葬于后花园中，最终又在后花园中还魂与柳生相聚，有情人终成眷属。在这部展示汤显祖“生可以死，死可以生”情至论的著名杂剧里，后花园这一意象无论在作品结构、情节、以及其所蕴含的深层意义上，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