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情爱模式中的深层意识
文学创作是一种心理活动的过程，它不仅是自觉的理性活动，而且还受到作家深层意识的潜在制约。蒲松龄在(聊斋自劫中说:“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可见《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发自胸臆之作，是他用来寄“磊块愁”的“孤愤之书”。这样一部书，必然是蒲松龄生活经验、人生理想的折射，其中当然包含着他被压抑在意识深处的某些欲望、动机和理想。
《聊斋志异》有大量的爱情婚姻故事，而这类故事中的绝大部分爱情都是产生于男性与女妖、女鬼或女神之间的。在人与花鬼狐魅的恋情之中，蒲松龄自由地流露出对人性的热烈追求和对各种礼教的轻视。蒲松龄为他笔下的男性营造了一个特定的典型环境:荒山孤庙、凄冷旷野。例如《连琐》中的杨于畏“斋临旷野，墙外多古墓”;《聂小倩》中的宁采臣温小倩是在“蓬蔺没人，似绝行踪的兰若”之中。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之中，倾国倾城的异类女子前来，主动向男子求爱，双方在一见钟情的情况下超越了互相了解的阶段直接达到结合的程度。他们通常是在“极尽欢恋”之后才开始互相了解，建立感情的。在人妖恋之中，蒲松龄采用这样一种过激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人欲的肯定，而当恋情发生在两个生活在现实中的凡人之间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连城》中的连城只能在死后委身于乔生;《阿宝》中，孙子楚只有在离魂之时才能一亲阿宝的芳泽。这绝不是巧合，而是因为蒲松龄始终格守着“生有拘束，死无禁忌”((聊斋志异·鲁公女))这一规范，让两个相爱的人“发乎情止乎礼”，从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在人妖恋与凡人之间的恋爱中划出了明显的界线:现实中的女性必须受传统道德所束缚，要有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才能与意中人结为夫妻;而作为超现实的异类女子，她不用顾及任何条件，只要两情相悦，便可随心所欲。正是蒲松龄在这两种爱情之间划的界线，显露了他意识深处的矛盾。
明代中叶崛起的王学使许多人从理学的禁欲栓a中觉醒过来，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的日益动荡又使王学更加广泛流行，并且涌现了汤显祖“临川四梦”、冯梦龙和凌像初“三言二拍”等一批具有“真性情”的优秀作品。肯定人性、欲的这股思潮同样也波及了蒲松龄的思想，他借郎玉柱之口明确指出:“天伦之乐，人所皆有，何讳焉?”((聊斋志异·书痴))从这可以看出，蒲松龄认为人应具有真情，同时也肯定有理的人欲。然而蒲松龄又是生活在一个比明代禁锢更严的封建王朝之中，所受的是儒家传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