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情爱模式中的深层意识(2)
教育，社会环境和自身的心理因素制约着他，限制着他真情的流露和表现。在蒲松龄的思想中，肯定人欲与禁锢人欲是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因而他只能借助虚幻的形式，也即是把情爱中的女性处理为异类，用一种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方式去调和心灵深处的冲突，让它们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同时，让男性处于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也是要藉此避开世俗，让某些在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事情成为真实。在(巧娘)篇中，生前的巧娘因丈夫“病阉”、“不能人”而邑邑不杨，可见她生前是循规蹈矩的;而死后的巧娘却变得风骚起来，她强邀素未谋面的傅廉与她共赴巫山，在傅廉拒绝的情况下，还要采取主动挑逗的方式。这就可以看出，蒲松龄并不敢让“邑邑不畅”的巧娘生前便另嫁他人或者偷期云雨，只能让她把现实中的痛苦带到幻想的世界之中，让它得到自由的发泄。
在蒲松龄采用虚幻的形式来营造情爱模式时，花妖狐魅这一异类形象经常只定位在女性身上，男人与女妖的结合才是美满幸男妖被描写为妖祟，使用妖法屈使女人就范，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在《申氏》篇中，迷惑亢女的巨龟被“育割于庭”;《五通》中，蕴藉伟岸的驴精四郎也逃脱不了，被万生一刀斩死之后，还成为桌上佳肴。显然，蒲松龄是反对男妖女人这一情爱模式的。
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中，男性始终是主宰。男性的自私心理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给女性加上了许多限制行动的框框。在他们直接干预下形成的社会意识、道德规范、法律制度乃至文化传统都限制着女性行为和思想的自由，让她们成为男性的附属品。这种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又制约着后世的文人，使他们对自己的自私心理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蒲松龄同样具有这样的男性心理: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欲，却只是肯定男性的情欲，让他笔下的男性获得完全的解放，既可三妻四妾，又可接纳一个甚至几个异类女子;但他并没有给女性以相同的待遇。在《泥书生》一篇中，陈代蠢陋，却娶了个颇有姿色的妻子，自叹所适非人的陈妇终日饱泡不乐，蒲松龄却没有给她安排一位伟丈夫来慰藉她的失意，反而把夜夜来与他同宿的泥书生视为妖崇，最终由她鑫陋的丈夫“操杖以伺”，将他逐走了事。可以看出，蒲松龄并没有意识到女性与男性同样具有性爱的权利和需要。有人说蒲松龄在他的爱情婚姻作品中，倾注着对妇女命运的普追关怀和深切同情。但光从这一点看，蒲松龄就并不是一个妇女解放者，相反地，他的意识深处依然是男性文化的领地，令他不能容忍女子与丈夫以外的男性特别是异类男性苟且。他通过男人与男妖、女人与女妖的这一对比，显示出人间男子的至尊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