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情爱模式中的深层意识(3)
穷困潦倒而具文才灵气的书生邂逅一个甚至几个丽绝人寰的异类女子，两情欢好之后，异类女子不仅让书生享受到“红袖添香夜读书”的乐趣，还任劳任怨地帮书生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助书生渡过难关，给他带来财富、功名，或是千脆与他共登仙界。这就是《聊斋志异》中最为典型的情爱模式。
这种情爱模式其实是明清之际大量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延续，但又不是完全的才子佳人小说模式。才子佳人小说的固定模式是“一见倾心、诗简酬和、偷期幽会、金榜题名’、奉旨成婚”。才子不仅要才高貌美，风流调悦，还要家势显赫，纵使出身寒门，最后也要以高中状元或成为某达官贵人的义子来改变其门第;佳人则要貌德俱佳，同样也要出身豪门;而才子佳人结合的过程往往带有重重阻力，解决的方法就是才子高中状元，于是百事消散。能否中举，是才子佳人结合的关键。而在《聊斋志异》中的这种情爱模式中，男性不再被强调成十全十美的才子，而是有某一方面的优点，如王生“风标修沽”;孔雪笠“为人蕴藉”;王鼎“慷慨有力”;粗恒“聪惠绝人”。他们出身寒门，有的才高八斗，埋头苦读却不能中举:如贾奉堆“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郎玉柱“昼夜研读，无间寒署”，“而苦不得售”。有的干脆不事科举:如陈明允“从副将贾缤作记室”;徐继长“业儒未成，去而为吏”。这里的才子只是普通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佳人也非名门闺秀，多是美丽娇媚的异类。与才子佳人小说有最大区别的是男女之间的结合不再以男性高中状元为条件，而是让士子在得到异类美人的眷顾之后，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以家世兴旺，多子多孙为结局。在这一模式中，功名富贵被排斥在外，或者是说，不成为士子自身条件的一部分，而往往是因为异类女子的介人，才使士子能够中举出仕，功名富贵在此成为佳人对士子的馈赠。从表面上说，蒲松龄改变了原先才子佳人小说所体现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追求的最终归宿—即是仕途成功和情爱幸的统一:把情爱幸福放在首位，让仕途成功成为情爱幸福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但事实上蒲松龄是完全摒弃了才子佳人小说的那一套观念了吗?回答是否定的。
先让我们看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历代士子们的最佳人生道路，他们孜孜不倦追求的无非是这个目标，其中又以治国和平天下为重点。要达到这个目标，唯一的途径就是出仕。所以他们追求的无非是“学而优则仕”，把读书作为晋身官阶的一种手段，正如杜甫所说的“名岂文章者，’官应老病休”，文章是要用来求官出仕的，不是用来流传千古的。然而科举制度的腐败，现实的残酷常常把众多有才有志的士子排斥于官场之外，使他们一生落拓。“金榜题名时”与“洞房花烛夜”既然共为人生的赏心乐事，那么名落孙山的士子们转而追求爱情就是必然的事了。但是出身寒门的士子在仕途艰难之后跟着而来的就是一生落拓，求得佳偶的欲望自然也难以成真。当这两个目标都无法实现的时候，士子们所受的心理压抑就转移到文学创作方面了。无花藏主人在《四才子书序》中说“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以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凡纸上之可惊可喜，皆胸中之欲歌欲哭。”士子们在落拓之后，只能借一支秃笔，为自己营造一个虚幻的世界，把由于仕途坎坷而造成的压抑情绪转移到才子身上，把由于谋求佳偶不成的失意寄托在佳人身上，让书中的才子既高中状元，又娶得贤妻美妾，以此慰藉自己的苦闷，寄托人生理想。这就形成了才子佳人小说这一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