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情爱模式中的深层意识(4)
其次再看看蒲松龄的创作心态。他生活在明清之际，这个时期中国的科举制度达到高峰，士子们除考取功名外别无他业，这种社会风尚奠定了他专心科举的思想基础。蒲松龄出身于世代有功名的书香门第，父亲精研诗书经史却屡试不第，最终弃儒经商。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蒲松龄身上，要由他来光宗嫩祖，洗脱耻辱。蒲松龄少年时就颇有才名，在十九岁那一年便在县、府、道试中连得三个第一。这样的家世出身和社会环境，再加上他少年自负的个性，使他比一般士子便热衷于功名，也更承受不起落第的打击。然而从康熙三年那次乡试落第后，一直到他七十二岁谢世，蒲松龄参加过无数次考试，但每次都是满情希望而去，伤心失意而归。他的家庭由于他无法出仕而日益贫穷，但他热切功名之心却从来没有冷却过.就算是到了晚年，他还是要寄望于子孙:“实望继世业，幕首登云路。”《示儿跳、孙立德》蒲松龄一直到死，都没能从科举这一恶梦中清醒过来，尽管他深深意识到科举制度至少对他来说是不公平，正如他诗中写道:“良马非不骏，盐阪徒悲鸣。美玉非不贵，抱璞为世轻。”(《咏史》但他却执着于仕途，无法自拔。在《聊斋志异》情爱故事中，潦倒落拓无法凭文字晋身的男主人公形象与蒲松龄本身不无想似之处，代表着象他这样不能发迹展志的落魄文人。蒲松龄不再让这些落魄文人们热心于科举功名，而是竭力追求一种另外的生活:所谓“我有佳儿，不羡贵官;我有佳妇，不羡绮纹(《聊斋志异·翩翩》;“闭门相对，君读妾织，暇则诗酒可遣，千户候不足贵也”(《聊斋志异·细候》)。表面上看蒲松龄是让他笔下的士子置身于功名之外，但其实他所做的只是无奈的自宽自解乃至自欺欺人的精神安慰。现实的打击虽然没有使他超越致力功名这一心态.但文人的孤芳自赏却令他潜愈识里对科举制度有深切的愤恨，这从他的诸多抨击科举的篇章中都可以看出。蒲松龄要他笔下的士子不屠于，而不是象他一样不能科举致仕。事实上，他永远都不能够忘却科举对他的致命打击，所以在让士子们超脱世俗之余，他常常会用某些情节来证明这一点。《聊斋志异·云萝公主》中安大业考中举人之后，认为这是无意中得来的东西，不足以表明人的荣辱，“止折人寿耳”，“由是不复进取”;《聊斋志异·雷曹》中乐云鹤“潦倒场屋，战辄北”，终于弃儒业商，在他家业旺盛之时，儿子星儿十六岁便“及进士第。(聊斋志异·白于王)中吴表庵“少知名”，因有奇遇后无志于功名，人山修仙，他遗下的儿子“十四岁以神童领乡荐，十五人翰林”。这些情节，确确实实证明了蒲龄潜意识里对科举的不能释怀，他如叶生一般沉溺科举无法自救，纵使自己不能出仕，也要让子孙为之扬眉吐气，一洗自己的耻辱。只不过他这种心态是以一种更为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表面超脱，但实际上是对科举制度更深的沉迷。假若蒲松龄真的超脱了，那他就无法写出《聊斋志异》这样的作品来。但话又说回来，蒲松龄作为一个古代的文人，他所受的教育已经注定了他的执迷，科举致仕这一观念已经成为他心灵的一部分。他屡试屡败，屡败屡试，却从没完全放弃过。正如他在《聊斋志异·王子安》一篇中说的:“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踏碎之;踏之不已，而投之烛流。从此披发人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逐以破卵之鸿，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这条科举之路是他避不开的，纵使理智促使他回头，但骨子里却始终有科举这一阴影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