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恩格斯《致玛·哈克纳斯》的信(2)

    但是，包括梁长森在内的主张“共名”说的同志都不这样看，他们违背了恩格斯的正确论断，想方设法地证明：典型“所概括的已经超出了一个时代、一个阶级”。证明“成功的典型人物”，既“概括了一定阶级的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概括了“某些不同阶级的人物的某些共同的东西”。或者如梁长森同志所表述的，“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并非一个阶级所特有的现象”，“在许多不同阶级的人物身上都司‘以见到”。或者证明“典型性格的核心所概括的社会内容，不是某一阶级所特有的，而是具有更大的普遍性”。这些说法不完全一样，但实质上都是一致的，这就是：典型(或者说“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典型性格的核心”)是超阶级、超时代的。

    看来，这里要对两个问题进行分析：其一，典型所概括的是否“超出一个时代、一个阶级”，概括了“某些不同阶级的人物的某些共同的东西”。其二，所谓“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典型性格的核心”是不是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物所共有的。这本是有联系的问题，但赞同“共名”说的同志们是主张分开谈的，我们就分别讨论于后吧。

    认为典型“所概括的已经超出了一个时代、一个阶级”，认为“成功的典型”既“概括了一定阶级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概括了“某些不同阶级的人物的某些共同的东西”的同志们的看法，主要都是从阿Q这一形象生发出来的。他们的脑子里有这么一个疙瘩：阿Q是一个农民(说是农民并不确切—引者注)，但阿Q精神却是一种消极的可耻的现象，而且不一定是一个阶级特有的现象，这在理论上到底应该怎样解释呢?按坚持“共名”说的同志看来，似乎这个问题的完满解释只有超阶级、超时代的典型论这条路子了。我认为，并不如主张“共名”说的同志所设想的那样，我们只要正确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以研究，这一问题是不难解释的。

    难道由于“阿Q是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种消极的可耻的现象”就一定是概括了不同阶级的共同东西吗?农民，而且是阿Q这样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流浪雇农，就一定不能有消极、可耻的东西吗?我以为这纯粹是从概念出发的结果。毛泽东同志说：“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作为辛亥革命时代的落后流浪雇农(不是一般的农民)的典型，阿Q身上自然会存在这样或那样消极的可耻的东西。对于这些消极的可耻的东西。我们只要对它进行确切的阶级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乃是阿Q所属的阶级所具有的，是他的阶级性的表现，或者是他的阶级性的折光，这是毫不奇怪的。它不能成为“超阶级、超时代”的典型论的根据。